努力提高仲裁工作效能

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不仅是挂块牌子、换个名称、增加几个编制、多要一点经费，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仲裁效能问题。因此，成都市在推进实体化过程中，特别注意借鉴国内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经验，以新的理念武装头脑、改进工作，使仲裁更讲究效益、更富有成果、更理性化、更人情味，为当事人所理解、接受和欢迎，从而更好地发挥其调整劳动关系的社会功能。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家庭关系的理性化:表现、机制及后果1——基于湖南Z村的调查

家庭关系的理性化是当前农民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动方向。以湖南Z村农民家庭生活的经验调查为基础发现,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代际关系的交换性、兄弟关系的原子化和夫妻关系的工具化,从本质上体现了家庭生活去伦理化的趋势。市场经济兴起后,工具理性在家庭生活领域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动。这些变化事关中国农民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之变,应成为当前农村研究的重要领域。     

试论理性主义问题

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是韦伯研究问题始终围绕着的一个主题。笔者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整体把握,旨在寻求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并最终把握理性主义的现实意义。     

文化自觉：照亮中国基础教育理性化阴影之灯

中国传统基础教育以私塾为形式,人文性的四书五经为其内容。清末民初,私塾为理性化的班级授课制所取代,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第一次胜利;近十年来,基础教育集中于乡镇以上学校,村小学被拆并,乡镇初中日渐缩减,农村教育资源被抽空,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理性化带有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悖论特质。基础教育之理性化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导致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越来越淡漠。目前,较为富强的中国社会也越发意识到,文化归宿之于中国人安身立命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所在。克服教育理性化阴影,在于文化的再植入。故而,面对教育理性化,亟待嵌入文化意识,须将本土文化嵌入基础教育之中以避免教育的无根性。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从传统-现代两种视角论差序格局的特质

差序格局一种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和人际关系特质的概念,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域之一.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一概念后,学术界将其与当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契合,考量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特的表征.作为问题域的研究,我们试图从非理性化和理性化两个维度,论述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非理性特征,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基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历程,论证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的趋势.     

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