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诗辑佚四首

史浩(1106～1194),字直翁,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太学正、国子博士、建王府教授等,孝宗朝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尚书右仆射,拜右丞相,有《峰真隐漫录》五十卷,《宋史》卷三九六有传。     

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唐代的中书舍人,同其他几种重要的职事官一样,在唐初就遭到使职化,其草诏职务逐步被各种词臣接手。安史乱后,则主要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取代。但这个使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且漫长。唐朝廷其实在行使一种"双轨制",有时候用中书舍人,有时用其他使职,端视当时情况和个别皇帝的需要而定。到了唐后期,中书舍人更演变成一种本官(类似宋代的寄禄官),中书舍人可以用此本官去充任其他使职,如翰林学士和知贡举等。这是中书舍人使职化的最明显征象和结果。到了北宋初期,这个使职化过程才完成,其时中书舍人已演变成单纯的寄禄官,不再有草诏职事,和唐代的本官一样,只是用以计俸料、定班序而已。     

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

在对明清以来中外语言接触的研究中,"通事"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交流媒介不可忽视.这些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担当广东沿海中外贸易和交涉事务的翻译人员有的来自民间,有的为官方指派.他们与后来同文馆、广方言馆科班毕业的"翻译官"不只是表面上称呼的不同,更反映出其时位居高官的朝廷大员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学洋语的:由藐视"番人"、"鬼话"到被迫学洋语,识洋务,从对"通事"的不信任到对"翻译官"的竭力培养.同一个角色所处的地位经历的这种"自下到上"的巨大转变,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作一研究.     

魏晋南朝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职掌的发展与变化

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作为东宫职官序列的重要成员,在魏晋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魏晋南朝此二职已成为国家正式职官,在此期间,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的职掌及任职资格均发生过较大变化。从职掌来说,此二职的职能有所拓展;从任职资格来说,则从三国时期没有特别要求发展为两晋南朝时期要求门第较高,因为此二职已经变成世族门阀趋之若鹜的＂清望官＂。这种情况到陈朝时发生逆转,这主要是因为南朝士族到陈朝时已经趋于没落,并由此使职官制度产生较大变化。     

论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关注——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本文以日本《华夷变态》书中唐通事向江户幕府所提供的清初台湾郑氏集团的情报为中心,考察了日本对于郑氏集团政局发展、清郑军事对峙与和谈以及清朝统一台湾等具体情况的深入了解状况,并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角度分析了日本江户幕府极其重视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原因。     

《朴通事谚解》“食店吃饭”节解疏

《朴通事谚解》"食店吃饭"节篇幅不长,但有很多饮食类词语,可借以窥析元明时代的饮食习俗;从中也可看出近代至现代北方口语的巨大变化;其中的文字异写及一些名物词语尤其是饮食类词语,为汉语史研究乃至辞书编纂提供了宝贵素材。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学校——明朝四夷馆

四夷馆是我国明朝时期设立的一个负责翻译外交文书以及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正是到明朝初年我国才有这样一个正式的翻译机构，它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学校。明朝设立四夷馆的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四夷馆设立之初教师为通事，学生为举人、监生年少者。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的发展变迁与明朝政府的发展息息相关。到清初，四夷馆被清政府接手，更名为四译馆，后又与会同馆合并，到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论近代中外交往中的上海通事群体

上海通事作为近代中外交往的一个重要介体,在当年上海的对外商贸、文化等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开埠后商贸的蓬勃发展和租界的形成给这些通事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把上海通事置于近代中外交往的历史背景下,探讨这些通事的演变过程和社会地位,以揭示近代中外交往的独特性和历史关联性。     

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

唐通事是日本江户时代长崎贸易中对从事汉译人员的通称,唐通事职责重要,社会地位崇高,贡献巨大。唐船贸易长盛不衰的原因诸多,但唐通事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本文主要探索唐通事产生发展的渊源、构成,阐述分析唐通事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