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及企业活动中的单向因果循环

文章首先检视人类经济及企业活动圈内外的各种循环 ,说明循环的普遍性 ,然后从单向因果循环的五行逻辑推演 ,陈述五行在经济及企业小严谨循环上的成功应用     

论相术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相术的关系

隋唐时期,相术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繁盛,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术数。隋唐相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大致可分成职业相者和业余相者两类,他们所用相法大都以形貌、骨法为主。相术深深植根于隋唐社会的肥沃土壤,广泛应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当时政治人物的选拔任命或谋夺政权产生了深刻又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是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隋唐相术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隋唐相术既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内核,然亦不乏封建糟粕,唯有厘清其精华与糟粕,方能真正揭开阴阳五行和隋唐相术的神秘面纱。     

上善若水——浅论中国文化中的“水”

水为万物之源,具有众多的矛盾统一性,如生与死,动与静,有与无,刚与柔,净与污等.随着对水认识地不断深入,中华民族心性也随之渐变,从水灾恐慌到自然敬畏,再到水性崇拜,认识与心性的慢慢积淀,又通过演绎、归纳、抽象而逐步发展、成熟,而产生了阴阳五行,风水文化等,也形成了道家有无相生、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哲学观.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 --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予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作为思想史背景和一般行为仪式的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人们用来解释和说明宇宙乃至社会人生的一套普遍运用的符号系统。作为一种普遍的宇宙观 ,阴阳五行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先秦各家各派的一个基本背景与前提 ,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 ,一直是精英思想家们用来解释其宇宙观的基本概念 ;而在祭祀、丧葬、占卜、风水等各种民间一般行为仪式中 ,在对民族的生存、繁衍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医药、烹调等实用知识中 ,阴阳五行观念也构成了一种基本的理论基础。本文常识运用文化学和符号学理论 ,从区域文化、表意象征符号与生命体验的角度对阴阳五行学说做一概览性研究 ,并通过对其话语支配权力的分析 ,揭示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从“五行五味互含”理论看《辅行诀》成书年代

《辅行诀》主体学术思想反映在《汤液经法》五行五味互含图说中。《汤液经法》五行五味互含图说核心思想有二,即五脏五味补泻思想与五行五味互含思想。《辅行诀》以五脏五味苦欲补泻为基本组方用药思路的学术特征与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非常相似,而五行五味互含思想应是源于明代命门学派。若据此推断,《辅行诀》的成书年代最早也在明代命门学派之后。     

中国木版年画的意、形、色

中国木版年画是意、形、色的完美统一,具有很强的民俗性与艺术性.年画之意体现在寓意吉祥、崇神思想、天人合一的详和憧憬等方面;年画之形体现在满、多、全的构图特征,对称的构图形式,装饰画的表现手法等方面;年画之色主要体现在对原色的使用及与五行色彩的暗合方面.中国木版年画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与民俗民风综合体现的载体,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     

"墨分五色"的认识原型

为了探讨"墨分五色"的认识原型,运用原认知结构理论,对中国画审美之贵"墨分五色"这一价值观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得出"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这一文人画笔墨价值观的核心,乃是与道相配的"本色"或"正色"文化心理在笔墨变化上的体现。换言之,古人不是感觉不到自然界丰富多彩的颜色变化,而是"道""德"意识左右着他们的文化心理,并使之主动放弃甚至蔑视五色之外的其他颜色。经过一千多年文人画的发展、五色观念无疑已经使中国画的用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21世纪是中国画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从理论上认识五色观念的文化本源,对于变革中的中国画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