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法》制度设计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证明

解读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可以发现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上可能存在证明对象难以明确、证明标准难以厘清以及证明方法难以把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与传统"绝对真实"的证据真实观话语、司法者繁简难分的裁判认知习惯以及高度抽象的证明标准规范有重大关联。因此,需要在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针对认罪认罚从宽重构一种适中化、具体化的刑事证明方式并建立以程序和证明方法为主导的证明实现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保障机制,以防范该证明体系带来的错误定罪副作用。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评析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活动中的体现,其性质归属实际上就是无罪判决,为了调和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此类判决在撤销或变更上应适用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的程序。     

模拟办案教学模式在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的应用——刑事诉讼法学实践教学新模式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学实践性教学中，采用传统的实习、案例分析、开展模拟法庭等教学方式，对增强学生实践操作技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采用从立案至执行这种综合模拟办案教学模式，将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     

试析《新刑事诉讼法》枢架下构建新型检律关系——仅以公诉阶段为例

2013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律师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上曹建明检察长指出,“检察官和律师不是简单的诉辩关系,更不是简单的对抗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公诉工作作为检察机关基本职能和工作之一,是检察工作的缩影和集中表现,受到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构建新型检律关系限定在公诉阶段。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施行,其中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在此之前我国地方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关于"刑事和解"的尝试。比如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下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应对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其修改内容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分析解读,提出了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具体应对之策,以期能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检察机关提供积极有效的措施,沉着应对新的挑战。     

论刑诉法修改后的律师刑辩权利

控辩失衡、"三难"和律师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已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刑辩权利。为此《律师法》首先进行了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否与《律师法》进行无缝对接,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不仅关涉律师刑辩权利的落实,而且关涉这部法律自身的成长。     

论单位回避制度——从麻广军案说起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的刑事回避制度只针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个人,因此,导致在出现司法机关与其所处理的案件存在利害关系时,司法机关仍可能参与了该案件的处理。单位回避制度的缺失,使得我国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当前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大背景下,单位回避制度的构建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