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通过对比南中地区在汉政府开发西南夷前后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汉晋时期南中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特征。     

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与专家学者共话中医药

前不久,笔者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马跃荣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欣逢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与中医专家共话中医药发展,感到十分兴奋。张连珍充分肯定了南京中医药大学60年的教学成果、对中医药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及在高等中医药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自诞生那天起,就打下了"南中医模式"的深刻烙印。她说,在国家提倡大力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国粹中医药对防治危害甚大的各种"现代病",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国人健康水平,乃至为世界人民提供健康理念、方     

从政区建置看蜀汉在南中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现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据益州,随即将犍为属国升格为朱提郡,并设(床)降都督开始恢复对南中的统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后,分南中五郡为七郡.在蜀汉政权占据益州的近50年时间里,统治者在这一地区频繁的政区建置及其在云南行政区划史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现.     

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

爨文化时期南中汉族移民的"夷化"和随之出现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由夷汉民族融合形成的新型民族群体.探讨这一时期夷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融合途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对于认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构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古蜀与南中诸文化的关系

在先秦、秦汉南中地区,即今四川省西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分布着氐、羌系的徙、筰都和夷、丹、犁、白狼、槃木、唐菆以及濮越系的僰、邛都等族群,这些族群多在各自的小生态中形成了组织程度高低不一的政治集团,其经济开发和文化成就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分析,古蜀王国从商代就开始向南中地区进行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这种扩张在春秋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目的在于获取南中的丰富资源,尤其是铜、锡、铅等战略资源。     

对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评价

南征胜利后,诸葛亮并没有在南中留有官兵,但在撤兵前对南中的原有机构如降都督和南中四郡作了调整,人事也作了适当安排,即把南中管理权委托给南中大姓和少数民族首领。以后南中出现几次叛乱,都是由降都督和各郡郡守平定的,没有酿成大患,所以诸葛亮北伐时,后方基本是稳定的,并得到南中人力、物力的支援。对于北伐的成败,应从两方面看待。从诸葛亮北伐没有达到"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目的看,可以说是失败了,但诸葛亮北伐,实际是以攻为守,以弱小的蜀汉抗击强大的曹魏,把战争引向境外,使国内政治、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在北伐中,诸葛亮指挥若定,潇洒自如,十倍于蜀的魏军,却狼狈不堪处处被动,从这个角度说诸葛亮北伐是成功的。     

诸葛亮与南中开发

刘备去世前后,南中地区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蜀叛乱。为使蜀汉政权在巴蜀地区站稳脚跟,并实现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的政治目标,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亲率三路大军,直指南中叛乱的大姓和夷帅。在战斗过程中,他不断运用“攻心”战术,一举平定了南中,揭开了全面开发南中的序幕。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入手,对南中进行了较全面的开发和利用,为巩固蜀汉政权、兴师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亦对南中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融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蜀汉南中变乱中的势力均衡问题

南中变乱的性质并非是简单的反蜀叛乱,而是"叛"与"乱"的结合,即民族冲突、反蜀动乱、割据叛乱、动荡战乱相交织的复杂事件。反蜀的高定、雍闿、朱褒等势力并未协同行动,而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南中五郡在此次变乱中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这是蜀汉中央、地方官吏、大姓、夷帅、孙吴五大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是南中变乱的内因。蜀汉前期旨在直接统治南中各郡所进行的内郡化尝试,则是变乱的外因。刘备病亡是南中变乱全面爆发的导火线。     

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 ,是由于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汉文化、通晓儒学的人 ,主要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 ,占据地方权力 ,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 ,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 ,乘机占有原来的编户以为部曲 ,成为称雄南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使南中地区汉族自耕农 -地主社会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半农奴社会。另外 ,大姓部曲中聘策而来的“恶夷”实际仅在有事时可供利用 ,大姓并未能完全控制 ,造成后来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 ,成为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出现夷化的政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