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对邵雍、朱熹易学的批评

王夫之指出 ,邵雍所制易图违背了《易传》阐述的“易不可为典要”的变化观 ,将易道变成固定不变的公式 ;朱熹强调孔子之易与文王之易的不同 ,离开《易传》另求《周易》本义 ,结果只能使易学沦为江湖占术 ,由明复晦。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论左传周易所体现的人性论思想

<左传>中对<周易>的应用,反映当时人们对<周易>的认识,其中占筮的主要方法是以卦象来论断吉凶的.其中涉及的卦象与<系辞>、<说卦>、<杂卦>的内容基本一致,是较为复杂的象数体系.<左传>中人们在用<周易>占筮时,结合人的德性,将对成败得失的评价和道德价值的评判联系起来,将对社会政治规律的探索和人的德性联系起来,体现了对人自身社会属性的重视.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后代人性论思想的滥觞.     

占卜

占卜,指占筮之法。通常所指占卜,是假藉托宣、前兆、占星术等方法,与一种超越常人所可感知之事物接触而获得所欲预知的事情。藏族的占卜术与施咒术一样,具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西藏的苯教,二是来自内地的周易,三是印度的古老占术。特别是中原内地的占卜术对西藏占卜术的影响很大,也是占卜类匝嘎利主要的表现内容。以九宫八卦与五行相配合,     

《周易》卦爻辞非歌谣考

在《周易》原初的占筮语境中,筮法的控制使卦爻辞与卦爻象一一对应,不存在叙事主体以及完整的叙事结构,因而卦爻辞绝非歌谣式的叙事。卦爻辞和歌谣的异质性决定了两者迥异的传播特征。两者的专名“繇”与“谣”在先秦不相混用。目前学界根据卦爻辞与歌谣形式上的相近,普遍将卦爻辞定性为歌谣,并尊之为中国诗歌先导,其探求思路的合理性或值得商榷。     

论《金楼子》的占筮实例与萧绎的周易情结

现存东晋南朝梁元帝萧绎所撰《金楼子》,以清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本为最善,萧绎的不少占决实例见于该书《自序篇》。经由对萧绎占筮实例的分析,可以一窥以萧绎为代表的南朝梁皇室好易、研易,以及受周易思想影响的情况,探知萧绎痴迷周易之缘由,进而全面诠释萧绎的周易情结。     

《左传》记载的《周易》应用情况

《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人们使用《周易》占卜和论事的情况。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疑难 ,论断吉凶 ,预测祸福 ,品评人物 ,评论事件。涉及范围广 ,运用比较普遍 ,反映了当时人们趋吉避凶的强烈愿望 ,但也并非人人皆信。我们今天应该用科学方法对《周易》全面研究 ,让其中的科学因素为现代服务。     

《周易》思维的建构与反思

《周易》与古代筮占有密切关系，从筮占到《周易》是经过哲学飞跃的，占筮是《周易》的先导，春秋易象说是《周易》思维的重要环节，《易传》则是其思维模式的形成，而这个模式是在自身性格上建构的，是其进行综合性反思的结果，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     

对《周易》性质的认识

论文指出 ,在历史上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可主要归为两类 :其一即朱熹所指出的“《易》本卜筮之书” ;其二是孔子认《周易》为讲德义的书。作者认为 ,《周易》占筮 ,一方面是神秘的 (或迷信的 ) ,另一方面是理性的 ,采用的是“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 ,其结论是或然的。进而认为 ,《周易》是一个形式系统 ,按照《易传》的解释 ,“占”只是次要功能 ,主要意义在于其中蕴含了天人哲理。作者最后将《周易》归结为是凝结着历史经验、道德、感悟、天人智慧和民族情感的一个形式系统     

孔子的修养境界与其易学观的转变

孔子对待《周易》的态度随着其修养进境而发生变化。他早年基于对仁的自觉体认,认为占筮和德性存在矛盾,从而忽视对《周易》的研究。在晚年,他体验到德性修养不仅是内心的自觉省察,还具有生化万物、普润万物的本体性,从而具有了建构道德形而上学的倾向。他以圣者的襟怀将＂天＂作为这种建构的主导因素,在《诗》、《书》观念的引导下将目光转向了以言天道为主的《周易》,实现了由占筮和数理到德义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