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论道家的尚简政治思想

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和大学者.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作过深入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六家要指》一文之中.司马谈从"务为治"即把六家学说定性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学说发论,把道家的政治思想与阴阳、儒、名、墨、法等五家的政治思想作了区分和比较.他认为,道家吸收了其他五家的长处,又没有五家的短处,比较明确地把道家无为政治思想概括为简易政治思想,形成了道家独特的简易政治思想风格.司马谈虽然论的是道家,但主要讲的是老子.     

洗脑:一个糊涂且混乱的概念

正10月20日下午接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电话,说是准备转载我的文章《平凡的极致:浪尖上的衡水中学》(原载《华夏教师》2014年第9期),并同时刊登另一篇观点相左的文章,旨在引起争鸣。对此,我欣然同意,也殷切期望见识到一篇逻辑严密的分析文章,能鞭辟入理地评析衡水中学及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所谓"超级中学"现象,让我"闻道"而"解惑",茅塞顿开。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节选了我的文章,同期刊出李斌同志《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一文。拜读之后,颇     

暗恋也是一种成长

我一直暗恋同桌司马烟，所以上课的时候我总是汗涔涔地盯着黑板，不敢扭头看她。我怕一看她，她就千娇百媚地朝我笑，那样我可能会糊里糊涂把地理老师喊成数学老师。可是司马烟喜欢的人不是我宋子则，她喜欢的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古代服饰代称

古代的服饰以其鲜明的特性,显示了着装者的贵贱尊卑或性别职业,因而不同特点的服饰就成了不同社会地位人的代称,有的甚至沿用至今。黔首:黔,黑色。黔首,即以黑巾裹头,代指平民,具体指本业为农业与小手工业,末业为小商贾等各种不事生产的人。战国时期,黔首之称已经被广泛使用,它的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秦统一天下后,     

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启蒙话语的异域回旋--论司马文森、巴人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

司马文森与巴人基于启蒙视野而形成的南洋叙事,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既有追随、挪用,也根据异域经验进行了修正、改写,开启了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这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重生、衍变过程可称为回旋。回旋是对关联与运动性的重视、强调影响的迂回路线、强调继承和流变的交织;它意味着异域经验的融入,往往不是使文学创作骤然远离原有传统,而是在传统与新的创作旨趣的融合中,开拓新的发展路径。这一类作品的价值难以在原有传统中得到准确评价,需要从异域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视野出发重新定位。对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意义探寻也是如此。     

人伦与制度——对于司马谈论儒家之哲学分析

从未制定过国家制度的儒生在西汉面临将德性转化为制度的难题。出身史官世家而又尊崇黄老的司马谈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德性进行了制度性改造。司马谈指出,由于经传礼仪的烦琐,儒者既不能得儒学之"要",事实上也无法不知"要"而仅仅遵从经传礼仪的规定,于是儒学之内在和外在之整体性都亡失了。此后,只能以外在规定性重构儒学之整体性,而重构儒学的外在规定性即贡献何种治术。基于此,司马谈整合儒学丧服中"三至尊"与"三至亲",得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无形中去除了儒学五伦中责善的朋友一伦,实则取消了作为先秦儒学德性之根基的伦理之相互性。四伦是单向性的上下伦理,于是服从取代了关爱,重构了儒学。最终,四伦所重构的伦常及基于此伦常的儒学得以顺利对接以秦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王朝政制,并成为其德性基础与观念形态。     

周代“大师”职官解

“大师”作为周官的一种，历来对它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而与它相关的师氏、虎臣、司马等官职也存在认识上的混淆。本文首先通过将“大师”解构为三种不同的官职来全面分析称为“大师”一职的具体情况，再就各种“大师”本身的发展演变试图揭示一些它与其他相关官职的关系，以便从一定程度上排除旧有的观念混淆。     

居延汉简“左部司马”考

从公文书写格式的角度出发,梳理居延汉简中的共行文以及提及"都尉府"的相关简牍,"以为左部司马"与肩水都尉之间存在明显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根据出土简牍汉代张掖郡居延地区边防骑兵的实际作战情况,对"左部司马"下辖部队的编制进行分析,肩水都尉下辖的骑兵部队采取了分类部署、各司其职的策略,其中并无"右司马"或"右部司马"之类的称谓。汉简书写中A32(金关)以南的称"右"而非谓"左","左部司马"应断为"左·部司马","左"应理解为佐助、协助之意,"左部司马"应为肩水都尉属下佐助部司马承担边境防御任务的军事类职官。     

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