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宗教工作

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催生了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特别是1992年我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建立在体制转变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社会转型，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人世界范围内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成为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这种转型，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     

后发现代化之审思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它们可称为后发展国家。后发展有优势也有劣势,“后发展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后发展国家再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曾有过的现代化发展经历,战后一些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很难为其他国家所仿效。后发展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的时空环境,创造性地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

国家的学习能力从古代的希腊或是中国开始,国家的能力或力量便被认为几乎全是基于物质能力的。本文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国家的能力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能力是国家的学习能力,是国家一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终极基础。“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型组织”等概念最早是由企业管理界提出的。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目前还没有以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为视点,对国家的兴衰史有过系统的研究。但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如同公司在市场中竞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于它的学习能力一样,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     

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     

论后发追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心是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动力既可在需求端发力,亦可在供给端发力,二者的区别在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供给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创新,并配以资本的协同互动,这符合于供给侧增长动力特征。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供给侧增长无非是资本与技术二者协同转换的结果,亟待将供给侧增长与后发理论相结合,强调资本与技术在供给侧的后发动力效应和路径机理,以期对中国的后发增长和供给侧动力转换提供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境外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为高、中、低3组。根据2010年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组为人均12,196美元及以上,中等收入组为996美元～12,195美元,低收入组为995美元及以下。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的国家     

突破菏泽,向高地进发

为什么选定菏泽打造科学发展高地?实质是在探索一条欠发达地区如何科学发展的新路子。这场试验不仅关系菏泽一市,更关系山东全省区域经济大局,甚至关系到后发地区如何实现加快发展的路径选择。     

选择与坚守

人的幸福是靠奋斗得来的,奋斗要有追求,追求离不开选择与坚守。近年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涌现了一大批以黄大发、余留芬、姜仕坤为代表的展现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先进模范!“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为人生奋斗的哲学——选择与坚守,充实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完美证明。     

从经济体需求方和供给方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论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非"新常态"莫属.新常态实质上是经济运行规则、结构和发展特征等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而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基础和形成机理的学理性分析是解读新常态主要特征的必然要件,因此,主要从工业化进程、后发赶超和经济转型 3 个维度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机制和客观必然性.从经济体的供给面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增长放缓趋势,生产率和增长质量的关键作用愈加凸显,低碳增长模式导引下的结构变动以及创新愈发重要.从经济体的需求面来看,消费支出渐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步入绿色增长理念导向下消费需求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关键阶段,步入一个消费需求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催生新的消费需求的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两个不能否定”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为了科学理解“两个不能否定”这一重要论断,本文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理论,分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带有差异性的发展战略选择,支持了比较优势陷阱论关于赶超战略的价值判断,探讨了从改革开放前的赶超战略转向改革开放后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历史时机问题,说明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可使经济发展处于最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