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词语札记

本文解释了五个汉译佛经《大藏经》中的词语:消息、宁可、巨细、障石疑、缭戾,并一一加以溯源。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经堂馆

经堂馆是按照藏传佛教经堂的装饰和陈设风格布展的一个展馆。馆内所陈列的主要文物是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先生于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即今西南民族大学）成立时无偿捐赠的,主要包括一组长12米、高3.5米的藏汉合璧的楠木雕龙贴金佛龛,共耗黄金80余两,精雕细刻,全体用楠木制作,它是集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于一体的镇馆之宝;30余尊保存完整的明、清两朝的镀金佛像、一套完整的清代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一对长号、以及两组护法神龛,神龛内供奉的分别是女护法神吉祥天母和男形如意轮白估主护法神。另外,除了刘文辉先生捐赠的文物外,馆内还陈列有佛塔、经卷以及反映藏传佛教内容的壁画。     

试述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

18世纪初,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主要寺院禅定寺和拉卜楞寺之间缔结宗教文化关系,是藏族历史和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种关系的缔结,对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广泛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章以历代卓尼土司和嘉木样活佛的宗教文化联系作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同时也概括了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安多地区传播的特点.     

《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的语料价值

汉译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内容覆盖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文体以散文为主,口语成分较高．译经年代跨度大,翻译年代较为确定,篇幅也比较长。因此《大正藏》译经在汉语史上．尤其对于汉魏六朝时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适合对其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断代的或历时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在大型字典编纂中的价值

<汉语大字典>是迄今为止编纂质量最高的一部字典,但也存在义项漏失、首见例时间偏晚、例证或阙等不足.用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可补充<汉语大字典>"懎"字条所失收的"恐惧"意、"觚"字条所失收的"枝条"意;提前嚊、(攀)、謄、(腎)、(鷭)、扂、(夕肉)7字的首见例时间;增补(撬、(愶)、瞟、膸、(哮)、胞、瘾胗7字条的例证.     

中古佛经常用词组合关系考察

中古佛经中有些常用词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关系既不同于上古，也不同于现代，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大正新修大藏经》考察几个中古佛经常用词的组合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古佛经在汉语词汇史方面的研究价值。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修行道地经》卷一校勘记

《修行道地经》是晋代竺法护翻译的小乘教佛经，现存版本众多，校勘工作应当予以重视，本文从《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修行道地经》第一卷中选取七例对照校勘，力图呈现其原貌。     

藏文大藏经版本述略

公元7-8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及我国中原地区传入藏区,佛教僧人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将大量佛教经典译成藏文,并在各地印刷,形成了多种版本。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