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论文化链接下的语言研究

“文化——语言”研究是一种立足于语言学而又导入了文化因素的语言研究方式,故称为文化链接下的语言研究。本文分析了这种语言研究方式的类型及主要研究方法,并且在对以往的“文化——语言”研究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对这项研究的深层思考。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无因管理问题的研究

无因管理作为民法法律之债的发生依据之一,应当根据社会的发展赋予其新的价值。本文试从无因管理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性质、成立条件、效力、类型化及类型化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等方面就无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通过比较研究主要国家关于无因管理的实体法制度和法律适用规则,将我国未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规则设计为无因管理,适用管理行为实施地法.如果当事人之间曾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而无因管理起因于该法律关系,则适用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     

"弃知"、"弃智"并非老子思想

《老子》通行本第十九章“弃智”,帛书本作“弃知”,楚简甲本作“弃鞭(偏)”。帛书本、通行本第十八章支持“弃知”、“弃智”的文本系晚于楚简本的后人所增,通行本第三章、第六十五章支持“弃智”的文本系晚于帛书本的后人所为,并非老子原有思想;帛书本、通行本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三章、第五十三章及帛书本第十章有否定“弃智”、“弃知”的文本。所以可以认定:“弃知”、“弃智”并非老子思想,系晚于楚简本的后人所为。     

重视对“剪灯”系列小说的研究——《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序

“剪灯”系列小说自明初出现,以迄明末,纵贯有明二百余年,不但对明代戏曲、小说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及易代之后的文言小说,同时流播海外。但学界对它的研究尚不充分,乔光辉专著《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的面世是一良好的开端。     

试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的一贯性

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是路德一贯的立场,因此他中晚期反对人民革命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了人民,而是他的一贯立场在新形势下的变相表现形式。路德一生所坚持的乃是依赖储侯、进行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的立场。他中晚期继续对天主教展开斗争,最后走上与天主教完全决裂的道路。他中晚期捍卫了他早期提出的“因信称义”的根本原则。路德的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具有一贯性。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