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沉默历史的理性独白——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疯癫与文明》,全称《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是 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博士论文。它使福柯一举成名,脱颖而出,成为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新名人;它也是后来著名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失控——数字文学的开放性视角

互联网与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交媾幻化,催生出冠绝全球的奇诡风景——当代中国文学极度衰败与极度兴旺并存.这一风景将会如何继续衍化,它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文学的开放性视角在网络时代的诠释——解除控制,或者说失控.这一点,恰恰与德里达的策略——在解构中坚持文本的开放性、在开放的文本中追求表达的无限性——达成了共识.文学活力的奥秘在于必须恢复其原初精神—放弃控制,因为文学是一种生命,注定它一个动态的建构行动.文学的奥秘,只能在行动中永远地逼近.     

“意义”的缺在与追寻——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与泰勒

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胡塞尔以几何学为示范,采用生成现象学的方法试图寻找具有理想客观性的意义.对此,德里达指出,胡塞尔的工作仍停留在“构成性”的分析之内,并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中,从语言的差异性人手将胡塞尔关于意义的几何学式梦想无限地延异了.胡塞尔的研究主要以历史学的考察来展开并完成,这当中有着鲜明的目的论色彩.而泰勒在《差错:一种后现代非/神学》中通过对《圣经》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深入揭示了逻各斯中心在历史构成中的作用,这一祛魅式的研究更加印证了德里达对胡塞尔构成性分析的评论.经过德里达与泰勒的研究,胡塞尔渴望的理想客观性意义的永恒在场正是以缺在的方式表明自身的存在,这种“缺在的意义”与“为获得意义而建构历史”之间的内在张力则构成了对意义不断寻找的激情,为人们在历史中对那个缺在的意义进行更加丰富而多元的阐释敞开空间.     

解构主义漩涡中的文类——德里达文类思想探析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要义即"延异"或能指间差异的自由游戏。基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它与生俱来是与文类范畴、文类等级、文类规则等传统相背离的。解构主义文本观取消了文学分类亦即文类范畴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在证明文本与文类归属关系的多样性、取消文学独创性和文学本体的存在,从而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解构主义又认可了文类的存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文类观揭示出解构主义的自我消解性。德里达解构主义在西方文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解构主义之眼来审视西方文类理论史,实质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仅因逻各斯中心主义就试图彻底废弃文类范畴、文类等级、文类界限的做法无疑值得商榷。此类问题的存在,无不与解构主义过度张扬的非理性特征密切相连。     

德里达:将西方文化的批判性推向巅峰的哲人

尽管德里达推崇中国文化,但是,他的解构主义却与中国文化的述而不作的肯定性与连续性不同,而是将西方文化的否定性、批判性等恶魔精神推向了巅峰。德里达继承了西方哲学的批判传统,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衰落之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精神遗产,从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内部找到了颠覆结构主义乃至整个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钥匙。但是,德里达批判和颠覆的支点也难以逃脱西方文化的传统方式,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德里达也可以说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     

出场学视域:德里达的“幽灵学”解构

"幽灵学"是德里达在特定背景下所创立的一种哲学范式。幽灵学就是用解构主义的思想方法或思维形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定阶段的思想的一种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现实存在,而是幽灵状态,既在场又不在场。幽灵学虽然也是针对"别无选择"的,但其中心话语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幽灵学的主旨是既要借助于其批判和追求的功能,又要把共产主义的目标"延异"在永远不能到达的路上。     

埃曼纽尔·莱维纳斯：《与胡塞尔一起发现存在》

在一次访谈中,记者恭维地对保罗·利科说,“在美国,您(利科)和他(德里达),难道不是读者最喜欢的两位法国哲学家吗?”利科的回答是“啊,那么我想说,莱维纳斯正在蒸蒸日上,发现他有些晚了,但这样的发现将是十分惊人的。”确实有些晚了,一直到1998年,在美国才出版了这本莱维纳斯关于胡塞尔现象学评论的重要文集。     

正义、幽灵与法——德里达法学思想研究

在德里达那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解读的“文本”,西方式阅读和“书写”的“暴力性”造成了主流话语对边缘话语的压制,只有通过“解构”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即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无休止的考察,对所有因果决定论的有效性进行质疑,包括法律。作为批判现代法学的手段,“解构就是正义”——但正义不可解构,它是对不可能的一种体验。正义总是表现为“缺场”：它只能通过司法判决部分地现实化,以法律体现自身但又存于法律之外,永远处于一种“即将来临”的状态。正义在本体论预设的维度中总是显现为一种“幽灵”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