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江淮移民与明清洮州新型民居的形成及扩散

为了巩固西北军事重镇洮州卫的军事力量,明朝将江淮地区民众大量迁居洮州。随着移民文化的播迁,江淮传统民居的四合院二层小楼阁建筑形制,在本土化过程中因地制宜,逐渐演化成洮州合院式土木结构平顶楼房形制的新型民居,并在与各民族的互动交往中以洮州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扩散,形成颇具地域独特性且融合汉藏民族文化的甘南藏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多民族区域族际互动空间的圈层与秩序——以洮洲地区为例

洮州地区的各民族在生计发展历史中不断地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并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洮州内圈的农业经济带、中环圈的农牧交错地带以及联结洮州与外界的资源流动链,共同构成了“圈序-互嵌型”的洮州地方社会。而与“圈序-互嵌型”社会相辅相成的地方文化秩序,发挥着一定社会效应,为洮州这一多民族地区创造了和谐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洮商六百年茶马往事

洮商因其籍贯在甘肃洮州而得名,是依托洮州而发展起来的商帮。历史上的洮州地域包括了临潭、卓尼两县的全部和迭部、夏河、碌曲、康乐的部分地区,临潭旧城(今城关镇)是古洮州的核心。洮州地处甘肃南部,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历来为进藏门户。自明代以来,临潭就是中国西部贸易的旱码头,也是重要的茶马互市场所。洮商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     

家训:亲情的文化传承——以甘肃洮州包氏《家训韵语》为例

家训撰写者将自己及前辈先贤浓缩的人生经验用文字的形式传递给子嗣,是一种亲情的文化传承形式。以甘肃洮州包氏《家训韵语》十则为例,可以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和处世类。挖掘和解读其家训精神至今仍然有现实教育意义。     

“土流共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

土司制度是唐代“羁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始于元末,兴于明,衰于清,是历代封建王朝有效治理边疆的制度安排。土司制度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司承袭须逐级上报,袭职次第为嫡系子嗣,以此类推。各级官员为第一责任人,武职土司报兵部,兵部议奏皇帝;土司承袭的法定年龄为15岁,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须有宗图谱系、原封号纸、邻近土司举荐等方可袭职。     

从洮州湫神奉祀看西北屯戍文化的内涵

洮州湫神奉祀是以明初功臣为原型,以民间龙神祭祀的神学功能为内容,结合官方祭祀的形式,综合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神学体系,这种民间神学体系包含的文化意蕴为:1.戍边将士在构建本土神学文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湫神奉祀是国家祭祀与民间宗教的完美结合;3.洮州湫神是戍边将士的自我塑造;4.洮州湫神是世代戍边将士精神家园的守护神;5.洮州湫神融洽了民族关系;6.洮州湫神承载了民间娱乐的主要功能。     

清初洮岷地区反清复明起义始末

清军入关后,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野蛮政策,激起了各民族"反清复明"的斗争.清顺治五年,洮州回族在丁嘉升的率领下揭竿而起.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起义的始末已无人知晓.<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一书的面世,使得一些尘封的历史大白于天下,丁嘉升领导的起义逐渐浮出水面,变得清晰.本文以洮州地区的口传史料和官府文牍为线索,考察这一起义的始末,填补地方史和清代革命史研究的空白.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