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来练湖的兴衰与漕运兴废之关系探析

历史上的练湖风光无限,原因不仅仅它是一处胜境,更因为它发挥的巨大作用,从最初的灌溉农田,到可以济漕运。而对漕运的补济作用,使得练湖与漕运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运河对练湖的依赖也让练湖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然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十分和谐,而是时常因为练湖的生存危机而曲曲折折,漕运的命运让人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意味。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州新城建设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通州是北京市运河文化遗产分布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区。自金代北京成为封建王朝都城以来,通州作为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为北京城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期的漕运职能使得通州积淀了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并     

简述宋代漕运中押纲武臣与舟卒的营私获利活动

宋代漕运由低级武臣押纲,又有舟卒随船,是其重要特点。押纲武臣和舟卒等同纲船上其他人员营私舞弊,从中获利的不法行为频频发生。营私获利活动包括纲运时夹带私货贩易、在与一般交装中营私舞弊、直接侵盗官物、擅自靠港、违程住滞及南宋时期的＂随纲＂等。     

女真人与天津城市称谓

天津虽在明代设卫,但其得名与明成祖"靖难之役"无关,不是明代官员附会出的"天子之渡口"之意。金章宗赐名潞水(今北运河)为"天津河",天津的称谓来源于此;它是来自东北的女真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女真人经营今天津地区在文化上的历史痕迹。     

论李化龙治泇河

明代黄河灾害频发,由于黄河是南北漕运的必经之路,所以治河与治运关系密切。明代万历三十一年—万历三十二年间担任总河的李化龙,力排众议,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泇河之议",开凿泇河成功,南北漕运得以避开黄河水患,畅通无阻,成为治河史上的典范。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试论元代开发黄河

代开发黄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世祖忽必烈派遣女真人都实专门探寻河源,都实发现了黄河正源,这是中国古代首次真正发现黄河正源;贾鲁用疏、塞、浚的办法治理河患,取得了成功,保证了黄河下游的相对稳定;黄河漕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引漳入卫及其对鲁北沿运地区的影响

引漳入卫是明清政府为充分保障运河水源畅通而实施的"保运"工程。引漳入卫这一措施的实施,给鲁北沿运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保障了漕运的畅通无阻,另一方面给沿运地区带来了水灾,淤塞了运道,并导致了漕运与农田生产之间的矛盾。     

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

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