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说三论

神韵说包括风格论、鉴赏论、创作论，中国古代诗论中的诸多问题，它多有涉及。其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神韵说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它博采众长又难以系统化的特点。自然淡远是神韵说的一个侧面，含蓄是另一个侧面．王士祯提倡神韵说，与其创作实践不尽完全统一。     

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是清朝高层对其本朝近二百年文坛的总结,其诗学史论述内容丰富。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钞本,集中讨论其中有关顺康诗坛的记载。文章指出王士祯不仅在本体意义上是顺康诗坛领袖,也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顺康诗学史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传》第一次稿利用诗坛盟主王士祯来书写和定义了清廷高层意图定位的清代诗学史,将诸多诗学人物联结为一个系统论述。王士祯在清史《文苑传》中的崇高地位,与清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及总纂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的诗学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曹振镛、陈用光、潘锡恩等人均是翁方纲门生并受到翁氏诗学观点的影响。王士祯的个案说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的诗学论述值得重视。     

柳得恭的《松京杂绝》与王士祯的《秦淮杂诗》之比较

王士祯的神韵说为柳得恭发掘诗歌的审美价值、探寻朝鲜文学国别性奠定了基础。柳得恭认为诗歌本诸性情、神以化之、玩其归趣,主张以"诗言志"为本,丰富了诗歌表现形式。因此,柳得恭将神韵说视作一种创作风格,而非创作理念,从而克服了王士祯诗歌偏重审美功能、"现实性"和"批判性"相对薄弱的短板。     

英语世界中的王士祯

英语世界对王士祯的研究迄今已硕果颇多。本文将以“英语世界中的王士祯”为研究对象，从王士祯诗作英译、英语世界对王士祯及其作品的研究介绍以及英语世界王士祯的整体接受特点等方面进行爬梳分析，从而更加丰富王士祯研究的内容。     

不囿门户 独具特色──论《唐宋诗举要》对王士祯、姚鼐选录标准之突破

《唐宋诗举要》是近代学者高步瀛先生的一部著名选本，历来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认为该书是王士祯《古诗选》和《唐人万首绝句选》及姚鼐《今体诗抄》三种选本的再选本，因此“难以逃出王士祯和姚鼐两人的范围”。本文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彼此在选录实践和理论标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亦展现其善于借鉴而又不囿于门户，勇于突破、较为客观的选录特色。     

略论王士祯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兼论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学家,他倡举的“神韵”说在传统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为对“神韵”范畴界定的差异,“神韵”说在诗坛中引起极大关注,褒贬抑扬,仁智各见。他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应是一个关注重点。从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出发,结合王氏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神韵”内涵,可以明确王士祯的宋诗观不仅是神韵说的相承,更是对其的发展。     

从沈、翁对王士祯的批评看清前中期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清代中期的沈德潜对王士祯所选《唐贤三昧集》表示了不满,翁方纲则对王氏的“神韵”说狂傲地进行了批评,这看似平常的文坛小事却反映了清代前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和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清代前中期的诗歌从王士祯开始是由宗宋而宗唐,再由宗唐而宗宋;诗学思想上是由“神韵”说而“格调”说,再由“格调”说而“肌理”说。诗歌风格上是由实入虚,再由虚到实。而诗歌上的这些变化都是由当时各个阶段的政治或文化政策决定的。     

朝鲜王朝后期清诗研究概况——以王士祯为中心

本文介绍了朝鲜王朝后期对中国清朝诗歌研究的概况,尤其详细评价了对王士祯诗歌的品评。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