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近五十年蒙汉互市贸易研究综述

中原农业民族与塞北游牧民族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方式源远流长,汉与匈奴、后汉与乌桓鲜卑、拓跋魏与柔然、唐与突厥、宋与契丹等皆是农业与游牧经济交流互补的典型代表。至明代,正如费克光所言：“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人结合在一个帝国禁令不能完全割断的贸易体系中。”有明一代,蒙古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大致通过抢掠、朝贡、互市三种方式实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良马输入的途径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时代,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骑兵的作战能力。马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为各割据政权孜孜以求,马通过各种方式在各政权间互相传播和转移,这种转移主要有互市、赐赠、贡献、战争等方式。     

“敌国”互市之“厉禁”——两宋榷场相关法律、法规浅析

本文以两宋材料为主考察了与榷场相关的三个方面的法律内容：交易违禁货物的处罚；谋私利、经营不当等经济违法行为；维护外交关系、查禁和派出间谍、保护榷场等带有政治意味的法规。尽管与榷场相关的法律形式和内容均多种多样，但其中心目的均是在维护基本贸易的同时削弱对方，这充分体现了榷场“敌国互市之所”的特点。     

试论后金（清）与朝鲜开设互市边贸的社会效果

在皇太极后金政权时期以及清朝初年，因地利之便，女真（满洲）人与邻境的朝鲜王朝于图们江地区开设了会宁、庆源边境贸易。互市边贸的开展，对后金（清）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北边防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朝鲜而言，互市边贸则推动了朝鲜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朝鲜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成长。因而，后金（清）与朝鲜之间的互市边贸，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龙州奋进正当时

龙州，一座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边境商贸名城，位于祖国的南疆。在桂西南隅左江的源头，处于大青山和苗岭山脉地带，与越南山水相依，边境线总长184公里，全县辖12个乡镇，总面积2317．8平方公里，总人口26．98万。境内有一个国家一类口岸水口口岸，有一个国家二类口岸科甲口岸，有水口、科甲、那花、布局等4个边民互市点，是我国通向东盟国家的主要陆路通道之一。     

关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

本文论述了近几年来云南边境贸易在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方面迅速发展的现状，阐述了云南边贸得天独厚的区位、地缘、族缘。悠久历史等优势，指出并分析了制约云南边贸扩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发展和扩大云南边境贸易、促进对外开放的相应对策。     

明代以来广东瑶汉商品互市的历史考察

广东瑶汉商品互市自明代以来,历经清代的发展,商品互市的种类不断增多,互市的方式由原先以圩市贸易为主发展为民国时的驻扎商和行脚商两种方式,互市商品的运输方式也出现了变化.在瑶汉长期商品互市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价格欺诈和不等价交换现象,但是瑶汉两族互惠互利、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始终处于主流.     

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是当今海外学术界诠释古代中国对于东亚贸易体系所起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东亚贸易体系最初形成,滥觞于安史之乱后淄青镇节度使的经济利益驱动,由于他握有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交往的涉外权利,以登州港为中心,地跨唐朝与新罗、渤海两国间的走私贸易开始出现;在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被平定后,张保皋所主导的登州与新罗、日本间的海运贸易也渐成规模;五代十国以及宋元以后,随着以市舶司制度为核心的"互市体制"的确立,东亚海运贸易网络也不断发展。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朝贡体系"论既不能作为东亚贸易体系之表征,也不能说明前近代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机制。     

边民互市的经济与政治功能——以绿春县平和乡为例

边民互市是边境地区常见的经济贸易活动.从绿春县平和乡边民互市的情况可以看出,边民互市具有增加边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边民互市不仅加强了两国边民的联系,增强了两国边民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增强我国边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重要作用,客观上达到"怀柔远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