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论述

从发展演变逻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论述既具有厚重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是对当前国际国内风险景象的敏锐洞察和人民谋求和谐安宁美好生活的积极回答.这一重要论述以宏阔的视野进行科学部署和系统谋划,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具有时代性、人民性、系统性等鲜明时代特征,是我们党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的重要理论依据.     

共享发展:从政治理性到政府治理

共享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特殊蕴涵,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建设事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性。不仅如此,共享发展理念正通过顶层设计与系列制度安排转化成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与行动遵循,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从政府治理角度看,共享发展理念有着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降低社会矛盾的"烈度"和形成居民储蓄的"释出"效应的诉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民生福祉作为基点来推进共享发展的实现。     

走近“七人普”,你需要了解这些

"人口普查",听上去高大上的概念,实际却十分"贴地气"。比如,分年龄的人口数告诉我们有多少孩子需要上学,有多少老人需要照顾;人口就业数据告诉我们哪一类人群就业有困难。国家和各级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调整宏观策略,特别是其中关乎民生福祉的内容,企业也可以利用人口地区结构来决定在哪里建造购物中心、娱乐设施等,因此人口普查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习近平关于增进民生福祉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关于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论述,彰显出深刻的理论意涵、价值旨趣和实践品性。从核心要义看,民生福祉是为了全民、重在全面、持续增进的,其基本遵循是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有保障、安全感更可持续。其价值旨趣在于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助力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其实践要求是在根本立场上,坚持人民至上;在基本策略上,注重量力而行;在实现方式上,践行统筹发展;在保障机制上,完善制度建设。     

新时代增进人民生态福祉的困境及其纾解之道

生态民生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增进人民生态福祉作为贯穿生态民生建设中的根本任务,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人民生态福祉在内容结构、主体结构及实践结构上呈现出外在丰富而又内在统一的时代特征,伴随着人民生态福祉的发展,经济利益增长与群体生态权益保护之间、个体享有的生态建设水平与建设程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呈现。为纾解人民生态福祉增进之困,需要激发资本的生态功能,保证生态产品的系统化、全面化供给;强化主流媒体的宣传,增进公平正义的生态产品分配共识;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城城迁移对随迁儿童福祉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采用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研究城城迁移对儿童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随迁行为呈非随机性。独生子女、年龄越大或母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儿童,越难随父母迁移;入小学前家庭经济情况越好的儿童,随父母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城城迁移对儿童福祉产生负效应,随迁儿童的营养状况、亲子关系、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非认知能力等均相对较弱。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