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态与智能手机片： 展望影视人类学3.0版

从屏幕视角梳理影视人类学史，可以建构影视人类学1.0版、2.0版和3.0版的三分模型。最初的电子音像屏幕是电影院银幕，影视人类学作品是在那上面呈现的，这是学术史第一阶段，即影视人类学1.0版，始于20世纪50年代。学术史第二阶段，即影视人类学2.0版，始于70年代，从那时起，电视屏幕逐渐普及，并催生了专业影视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立足现在以展望未来，学术史第三阶段即影视人类学3.0版的特征，应该是手机屏幕作为成果呈现载体。影视人类学2.0版和3.0版之间，存在着一个基于电脑的DV阶段，从1995年持续至今。DV阶段可以视为阈限期，它既包含过去的因素，也包含未来的因素。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老美的“SummerCamp”热潮

真正的夏令营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保证孩子在夏令营中度过难忘而有意义的假期？美国夏令营的运营模式和效果值得我们关注、思考。     

谈19世纪美国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19世纪,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得到了普遍而持久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领土的扩张方面,从国家独立到1900年,领土扩张了3.5倍。其次是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各要素如GNP、劳动力、资本、土地、生产率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中国上古神话体系重建的方法论反思——以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为例

20世纪以来,面对残存于汉语典籍中的神话"碎片",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重建,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茅盾的人类学方法:从当时盛行的"人类心智共通说"出发,导出世界神话普同的结论;归纳其他民族神话的情节结构,进而"还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从学术反思的立场看,茅盾上述方法有一定局限,它与其说解决了中国神话难题,不如说缓解了当时知识界的焦虑。     

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

2020年初,美国国务卿访问中亚,随后美国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这标志着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其中,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C5+1机制,该机制的目标在于:改善中亚地区的经济环境、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自成立以来,C5+1机制大致经历了初创期、发展缓慢期与调整转型期三个时段,这一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特征,也受到阿富汗安全形势、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中亚周边大国关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结合C5+1机制的发展过程,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C5+1在美国介入中亚事务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美国利用该机制遏制域外国家的意图将会增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也将提高,阿富汗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将进一步强化。     

国际特奥会创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母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共生育了9个孩子。其中,肯尼迪的姐姐罗丝玛丽·肯尼迪,患有先天性轻度智障,本可以通过手术改善情况,但做手术时因医生操作不慎,导致手术失败,不仅使罗丝玛丽的智障程度加深,还让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只好长期住在“特殊孩子”医院。     

美国与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1949—1969)

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源于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围绕西伊里安地区主权的领土争端。作为荷兰的盟友和印尼的友邦,美国政府的立场成为决定争端结果的关键。美国是"民族自决"原则的倡导者,但冷战时期其"反共利益"与"民族自决"原则在争端中出现错位,而同盟关系、东南亚冷战局势,以及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等因素的交织,加重了美国外交选择的复杂性。在维持了十余年的中立政策后,美国政府决定牺牲西伊里安土著居民自由选择政治命运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在印尼的利益。美国政府在"西伊里安争端"中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演变表明,其推崇的"民族自决"在冷战环境下已演变为灵活运用的外交工具,而非追求的外交目标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