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文化哲学

与启蒙运动并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形成了一套文化哲学思想,其主要观点包括:将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因为只有艺术才能解决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的感性自由和道德律令之间的深刻矛盾;否认存在艺术的唯一标准,把所有现存和曾经存在过的文化都看作某一民族、某一时代的文化;在艺术创造方面,强调艺术家的主观体验而不是古典主义追求的客观性.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

费希特,近代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受到中国学人比较广泛的关注,得到迅速传播,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兴的标志性现象,费希特则成为中国人民激励斗志、重塑自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寻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     

论费希特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费希特是浪漫主义最重要、最直接的精神导师,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滋养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为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方法涂上了一层鲜亮的自我哲学色彩,并促使他们彻底摆脱了古典主义教条的束缚。费希特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对自我的解放;二、反讽创作观和人生态度;三、风格即人的审美原则;四、干预现实的实践愿望。但费希特对自我主体的过分夸大也导致浪漫主义有逃避现实、走向虚无的倾向。     

试论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

费希特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不可转让的权利.因此他公开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统治,反复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要求人们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面对着外敌的入侵,费希特公开对德意志民族作演讲,在他看来,德意志要实现民族独立,德意志民族必须要把争取民族独立与人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因为只有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民的自由.同时,他希望依靠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开辟道路,他认为教育是培养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公开演讲,费希特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号召德意志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拿破仑的入侵,恢复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在费希特的民族国家观念里,他认为,国家是具有武装权力,并且国家的权力最终是为民族而服务的.费希特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阐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而且也亲自投身到这场民族解放斗争之中.     

整合与重构：费希特意识原理的知识学基础

在知识整合与重构的探索过程中,费希特“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的意识原理占据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费希特在知识学方法论上,为跨学科知识整合与重构找到了一种应用性质的科学方法论。虽然各学科门类知识从外在来看存在着异质性,但从内在来看却包含着某种同质性。所以,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辩证原理为跨学科知识整合与重构提供了推动性、创造性原则,对当下兴起的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费希特共同体价值观教育的“自我”哲学基础——基于1794-1795年知识学的讨论

“自我”是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核心概念,在知识学论域内,其实质是一种非人格化主体的“本原行动”。“自我”作为起点的逻辑演绎过程中,通过自我意识的绝对表象能力,达成自我价值的先天性赋予,实现伦理善的实践性塑造,形成自我与他者的共同价值观追求。“自我”哲学为费希特共同体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而塑造共同体价值观、推动共同体发展的最重要手段,是对共同体全体成员开展教育。费希特的共同体价值观教育对我国当今共同体价值观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逻辑架构及其局限性

作为康德的继承者,费希特批判吸收了康德哲学的合理内核,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确立了先验唯心主义的知识学路向。为了彻底唯心主义的进路,费希特设定了本原性的自我。费希特"自我"的最大特征就是能够自发行动,以此为基础,演绎了全部知识学的三条基本原理,建构了整个知识学体系。尽管费希特知识学是认识论史上一座重要的桥梁,但彻底唯心主义进路也使费希特知识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费希特知识学中的自我与自由

自由问题是费希特知识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主题。在费希特知识学中,自我的形而上学特征直接决定了自由的特性。可以大致从这样三种自我和自由的类型来概括费希特知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绝对自我与先验的自由、现实自我与实践的自由、宗教中的自我及其自由。我们试图阐明,自我在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怎样的规定性,这样的自我是如何实现自由的,他的自由思想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     

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

费希特不仅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深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处于时代转折，董的费希特立足于德意志社会现实，以极大的感召力和奉献精神提出了旨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国民教育理论，从道德和精神的角度探寻德国在战争中溃败的原因，希望借助教育唤醒道德败落的德国民众，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振兴，由此发展了德国的国民教育理论。     

“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1)

康德之后,“智性直观”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哲学被理解为对绝对之物的智性直观。费希特在康德赋予“智性直观” 的第二个含义上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智性直观的对象“自我” 当作他哲学的出发点;谢林继续将“智性直观” 理解为一种把握绝对本原的行为,并且同时展开了“智性直观” 的“美感直观” 含义。虽然黑格尔后来遏制了“智性直观” 的这个发展趋势,批评它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出“真正的智性直观”,即对绝对精神本身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脉络的纵向的、历史的把握,因此仍然属于“智性直观”的倡导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