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

现有研究对陈汉章在中央大学任职历程的研述过于简略,存在叙事不明、考索失当等问题。重新整理考订陈汉章遗留信函可知,他在史学系主任任上进行的聘教工作一波三折,他不得已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法才将史学系推入正轨。这一系列操作一方面展示出陈汉章非凡的人事智慧,另一方面从侧面论证了中央大学能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并非仅靠政治和地缘因素,更赖全校上下戮力同心。与此同时,柳诒徵联合校长张乃燕力促陈汉章兼修《江苏通志》,但此举间接造成系内中史乏人,陈汉章遂荐长子陈庆麒任职。依据陈训慈的回忆及其他相关史料的佐证,中央大学因史学系学生和系主任雷海宗对陈庆麒的授课水平大为不满而拒绝延聘;陈汉章因荐举程序不当而担负连带责任,于1930年夏黯然离场,表露出大师光环下的玷缺之面。     

《三峡通志》所见宋人佚诗文三则

明人吴守忠所纂《三峡通志》中收元不伐、刘克庄诗各一首,佚名碑记一篇,为《全宋诗》、《全宋文》及诸家补遗所失收,可据以辑补。     

浅谈明清山西通志兴修原因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分为两类：全国总志和地方郡府县志。其中“通志”,就是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志。方志的编修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历史悠久。在明清两朝,由于官修性质的明确,山西方志的编修工作在这里进展较为迅速,也产出了很多质量很高的地方志。本文以这一时期《山西通志》为研究对象,对其兴修原因进行探讨。     

嘉靖《广西通志》之纂修启示

嘉靖《广西通志》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一部广西通志,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其纂修时间历经六年之久,构思精良,材料准备充分;其间纂修者屡次更易,参与人数众多,但仍以任职广西的官员及当地有名学者为主。因此,这部志书综合官修的便利,又有当地学者的支持,无论从资料性,还是修志模式上看,都是一部比较完善、足以垂范后世的通志。     

钱元昌及其《粤西诸蛮图记》考述

雍正《广西通志》收录的《粤西诸蛮图记》,如实记述当时诸蛮习性、分布以及治理状况,是研究清代广西民族史的重要史料。作者钱元昌在柳州、桂林任过知府,是个"务实型"官吏,又是位功底深厚的文人,今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他的《益翁文稿》共17篇文章尚存。与大多封建士大夫鄙夷少数民族的"异类"观形成鲜明对照,钱元昌持有一种比较平和、求真务实的理念,他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粤西诸蛮图记》中,并影响了后世广西地方志撰写。     

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较高学术价值的西域著述:《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和瑛西域著述作为乾嘉年间西北舆地学转变期的典型代表,为乾嘉时期之后西北史地的兴盛作出了诸多表率,更为清代西北舆地学的繁荣奠定了一定基础,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文章拟对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化经为史——论郑樵《通志略》的生成

郑樵的学术由经学义理研究、经学知识研究、通史主张与实践三部分构成。郑樵对经学义理的研究,大抵循“考辨—传—略”的次序,考辨一部经书的核心问题在先,次则为此经作传,最后以《诸经略》总括诸经义旨,“略”的形式由此生成。在经学义理研究的牵引下,郑樵着力于对经学知识做专题研究,并撰成专门著述,此举具有“经学知识的解放”意义。在党禁、学禁加重的南宋绍兴年间,郑樵多次向官员、朝廷献书,希望获朝廷之命编修纪传体通史,在此过程中郑樵逐渐总结会通思想,并在向宋高宗奏对后,改造专门著述为《通志》之“略”,完成《通志》的撰述。《通志略》集郑樵毕生学术内容、形式及意义之大成,具有化经为史的意义。     

明万历版《山西通志》考略

明万历版《山西通志》由李维桢、范弘嗣、邢大道、阎重光等编纂,山西巡抚李景元、魏养蒙、樊东谟、吴仁度相继监修。是志纂修始于万历三十四年,至万历末成书刊印。初刻本至少有23卷完整保留在现存的两个残佚本中。通行的全帙本由巡按山西的御史祝徽在崇祯二年用万历旧版重印,并补写叙文,残佚本卷二十二、三十及卷二十五中的两页即据此本补刻重印。是志上承嘉靖志,下启康熙志,所纂聚三晋一方自然与人文各类典要,自上古迄万历四十二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地方文献价值。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论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

从方志编纂、官私史籍、各种著述、地域文艺等方面,阐述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文章认为,清朝方志、地域文艺的发展,直接成为此间地域文化发展的生动表现；而史籍、著述的涌现,则包含着此间地域文化发展的丰富内容.这一切,全面反映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多方展示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样式,深入拓展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内涵,具体体现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成就,着力凸显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充分发展,从而深刻说明了清朝地域文化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