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眼中清官的行政能力及其政治教化功能

明清以来对清官的道德品质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 ,特别是清初康、雍、乾诸帝在心里鄙薄清官 ,认为清官道德操守虽好 ,但行政能力平庸 ,在官员的任用上尚能而不重德。但表面上又褒扬、奖掖甚至包庇、纵容清官。清官是官场道德之标的 ,具有政治教化功能     

雍正时期关税盈余银考察

关税是清政府第三大财政收入来源，在乾隆时期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10％，而在雍正以前，这一比例只占到4％左右。这种地位的提高得益于雍正时期的税关改革，特别是推行盈余银归公改革，直接促进了关税收入的增加，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关税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但盈余归公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罗卜藏丹津事件再研究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和硕特蒙古彻底结束对青海、西藏统治的转折点,对清代西北边疆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关于罗卜藏丹津事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罗卜藏丹津因清朝没有兑现册封汗王的承诺而发动对清朝的"叛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对"叛乱"的相关史实及延信、年羹尧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乾隆好文的另一个结果

正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因为他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130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     

年羹尧升职却败身的历史与现实镜鉴

年羹尧虽以武立功,但本身颇具才识,不到30岁便获康熙赏识提拔,成为封疆大吏。雍正继位之初,在清朝的统治集团中很孤立,年羹尧等人给予了雍正决定性的支持。雍正继位后对年羹尧怀有感激之情,印象极佳,视为恩人。胜利面前,年羹尧志得意满,本该不忘初心,竭力图报,善始善终,但他擅作威福、无人臣礼,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婪僭越、授人以柄,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最终招来雍正的警觉,以致升职却败身。因此,领导干部要避免舍本逐末、心比天高、排除异己、集权僭越、虚名实祸、未跑先飞等不当行为。     

用人之长 粗人亦可当督抚

清朝雍正时期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大学士张廷玉,以及封疆大吏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等。他们各施所长,使略显颓势的清王朝重新走上正轨,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代名臣。如果仔细察看一下这些人的经历,便可知道,他们在康熙朝皆还是默默无闻,正是由于雍正皇帝能察贤辨才,并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敢于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使他们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雍正帝大胆起用李卫,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岳钟琪与西藏问题

岳钟琪(1685-1754年)亘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央处理与西藏地方及川青甘藏族地区的问题上,均起了重要作用,实为研究清代边疆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现以原始档案为基础,探讨岳钟琪在雍正时川陕总督任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建议,并藉此略见雍正三年至七年间(1725-1729年)清中央筹划确立治藏方针之轨迹.     

《甄嬛传》的模拟职场

经典的宫斗剧往往映衬着职场法则,近来备受瞩目的《后宫甄嬛传》亦是如此. 雍正——那些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决策者 这类人是公司的首席决策者.对于他们来说,公司利益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时时刻刻以公司大局为重,就算再欣赏一个下属,也断不能为了此人葬送公司的利益.他们由于位及顶端,要面对各方觊觎和被颠覆的危险,所以疑心重重,想法和思路也不断发生变化.下属与之相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秉公自律,懂得避嫌,将公司利益放在首位,并适时发挥个人的潜能.     

论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是清代财政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赋税的一种附加,耗羡的征收,明代以来一直存在,大多属于官员的私自征收和私自派用,从一个层面上也反映出官员的贪婪和吏治的腐败。耗羡归公的关键是将官员的私自收入改为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在整肃吏治和弥足财政方面有双重的作用。同时,耗羡归公,由于规定了各省的耗羡征收比例,原来普遍存在的耗羡滥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自雍正元年耗羡归公在山西省开始实施后,各省陆续实施。耗羡归公以后,耗羡银主要用于支发养廉、弥补亏空和地方公用。耗羡归公的实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肇始和财政制度的清理整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地方财政支出无着的现象。当然,耗羡归公也存在着弊端,特别是在耗羡的动用上,由于缺乏制度上的具体规定,弊端更加明显,雍正帝晚年已经有所觉察,乾隆年间开始对耗羡进行清理,并制定了《耗羡章程》,对耗羡的征解、支发、奏销,有了各种具体的规定,并将一部分耗羡划入起运项下,一部分耗羡划入存留项下,改变了原来耗羡基本为存留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