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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优秀的本土学者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宗教习俗、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作了详细而深入的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为我国的民族学民族史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推动了民族学民族史的发展,马长寿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马先生毕生奔波于西南民族地区,完成了诸多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著作。故此,本文拟着重就马长寿在1943年及1944年先后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的两篇文章（《嘉戎民族社会史》[1]《缽教源流》[2]）作一简单的评述,进而探讨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中的藏学及其研究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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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是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事件的记录和分析.从人类学角度审视,其研究价值有四,即弥补资料之缺失、赋予历史以真实、反观自身之文化、理解他者之心灵.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的民间立场和叙事,弥补了以往资料多出自官府和汉族士绅及内容和观点偏狭之不足.就此可以看出马长寿先生是一位学养宽厚、眼光敏锐、博与专结合的人类学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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