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表现得异常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一是民族意识增长;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跨国民族向境外移民问题;三是民族分立主义倾向.它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程度不同的威胁.     

日本政府"内向型"战争追悼理念及其成因

战后日德两国政府的战争追悼理念明显呈现"内向型"与"外向型"之差异。只向本国的战争罹难者特别是战死"皇军"将士和被处决战犯表示哀悼而拒绝向被侵略国家为数更多的死难者致哀,是日本政府"内向型"战争追悼理念的主要特征。其成因主要有四:"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靖国史观"等错误的历史观,是其形成的思想根源;日本政要的右派构成和日本政权的保守性质,是其形成的政治基础;战后秉持错误历史观的日本国民的大量存在,是其形成的社会土壤;战后宽松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是其形成的外部条件。     

中国船级社在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中的作用及自身发展

在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过程中 ,中国船级社应在大连的航运业、修造船业、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建设、软环境建设、腹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应通过扩大新建船舶检验市场份额、大力发展海洋工程及与其相关的检验业务、积极开拓陆上产业等措施加快自身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洋侨教政策负面影响述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缘故，国民政府十分关注海外华侨尤其南洋华侨的教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华侨教育体系，学校和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学生素质也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侨教政策自身固有的弊病，给南洋侨教带来了相当的消极作用，限制了南洋侨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宋明理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由于它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极具思辨性的理论体系,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强化了爱国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些承担并体现了形成与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锤炼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     

论严复与安徽近代高等教育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终身致力于教育救国事业。1906年,他应安徽巡抚诚勋和学界名流姚永概的极力邀请,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并协助创建省师范学堂,对安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安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建国以来，中国的发展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后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强盛，但是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如果说，正是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跻身世界大国行列，那么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解决一系列发展难题，也必然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此，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     

中国移民政策与亚洲银行移民政策的比较研究

从移民的基本政策、移民安置规划、公众参与、移民的组织机构及责任四个方面 ,对中国移民政策与亚洲银行移民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 ,找出之区别 ,以便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The Chinese-speaking Muslims (Dungans) of Central Asia: A Cas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Context

Chinese-speaking Muslims, called Dungans in Central Asia and Huizu in China, were forced to migrate to present-day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y reconstructed their identity through interrelations with local populations and the soviet categorisation of nationality. But after 1991, their status has being gradually destabilised owing to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rules as well as citizenship regulations in these countries. They have to re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creat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hre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which has challenged their 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