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

吴兴姚氏起自汉末、孙吴时期 ,此后长期衰微 ,仕途不畅 ,沦为“贱族”。然因其有文化 ,姚氏不仅得以保持“素族”的本色 ,而且在南北朝后期有所振作 ,至唐代宦位荣显。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 ,姚氏子弟多有忠义与孝义之行。就其家学言 ,姚氏早期以通晓儒家经术知名 ,南北朝后期注重文史 ,至隋、唐终得大成。同时姚氏精于医术 ,在北朝倍受重视 ,这为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

考察了甲骨文中的叹词"俞"和先秦《尚书》中的叹词"俞"的情况,先秦其它古籍少有"俞"这个叹词,由此可证《尚书》之《尧典》来源很古。     

路遥论

路遥资源中最为重要的遗产恐怕是他有关生活的苦难哲学。路遥的苦难情结是他崇高思想和人格的如实写照。路遥始终歌咏理想、赞颂劳动和土地,并把幸福真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路遥从来也不轻视独立、敏感的心灵,但却更为看重人民和生活的天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他作品朴实、深沉、炽烈而又壮丽的风格与精髓。从写作伦理出发,即便可以展开和设置小说意义生成可能性或复杂性的角色,这些角色也很容易因为苦难精神的缺失而受到冷落。路遥作品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自己最熟悉的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生活的有力再现。路遥的苦难意义也许就在“过渡”。回眸路遥,可以说是仰慕文学理想年代的繁华,凭吊文学永远的精魂。     

试论陕北民歌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路遥长久以来都亲身感受着陕北民歌深厚的艺术魅力。陕北民歌历练了路遥的心志、陶冶了他的性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过程中,陕北民歌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写照人物生存境遇、映显人物内心世界、品评人物是非曲直。由于陕北民歌的运用,路遥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印记。     

路遥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路遥的编辑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山花时期＂是1971年至1973年,路遥编辑诗集《延安山花》和文学报纸《山花》,它们都产生于文革期间文艺创作非常活跃的延川县;＂延河时期＂是1976年至1982年,路遥因文学才华的出众被分配至《延河》文学月刊担任小说编辑。1982年路遥成为专业作家。路遥的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使路遥成长为全国知名作家。     

论《尧典》为史传之祖

今文《尚书》之《尧典》叙述尧观象授时、举贤任能、巡狩四方等事迹，树立了高大光辉的明君形象。从其材料来源、思想观念、语言形式及战国典籍的征引等多方面来看，《尧典》应编成于春秋时期。其编者应是孔子，春秋时代官学下移、私学兴起，讲史之风盛行，孔门以讲史教学，故孔子有编辑旧史佚闻之举。从文体方面来看，《尧典》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骨干，与《商书》、《周书》誓、命、训、诰诸体差别较大，具备了“传记”的诸种因素。     

蒲姑国的族属

根据古籍所记载的蒲姑国和蒲姑部落的名称、地域和史实 ,瑶族民间文献所记载的他们祖先的情况 ,以及苗瑶语和汉语的有关材料 ,作者认为 ,商代的蒲姑部落是瑶族的祖先 ,因此商代的蒲姑国也应该归属于瑶族。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