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城市综合体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探讨--以南通市为例

随着房地产调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商业地产越来越受到开发商的青睐。城市综合体作为商业地产的典型代表以其多结构多层级的功能组合迅速提升区域价值而拥有了“城中之城”的美誉，在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大量涌现。但城市综合体带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风险亟待关注。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常德市土壤水分平衡指标定量计算研究

土壤水分平衡指标是衡量某一区域土壤水分状况的重要标志，正确掌握某一区域的土壤水分平衡指标．有利于该区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和各种农作物的合理配置。定量计算表明：常德市的几种主要土壤水分平衡指标为：年可能蒸散量Ep919mm，年实际蒸散量E．906mm，土壤年缺水量D13mm，土壤年余水量R473mm。通过对常德市全年土壤水分收支情况的分析，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为有关方面提供了借鉴材料。     

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基础

基层民主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引起世人关注。本文从我国农村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推进民主进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城市道路交通问题与对策探讨

从中国大城市交通堵塞现象着手,研究了机动车辆的增加与道路通行能力的关系,以及机动车迅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固及其危害程度,探讨改善城市交通的途径和解决的方案,提出适当限制个人轿车,积极发展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中心网络城市的现点。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葬礼:面对死亡的社会安排 ———城市环境下葬礼仪式浅析

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家庭告别仪式的程序形式的简略描述，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这是民间习俗对规范仪式的补充，同时也是“正式”规范对这种“非正式”实践的通融和消化。在描述现状之外，作者试图讨论蕴含在葬礼仪式中，不同死亡个体的葬礼仪式形式、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的区分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对死亡个体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