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百年进化论与考古学

人类社会是循着一定的规律进化发展的,考古学要探索这一规律就必须在进化观的指导思想下科学、全面地进行研究工作.文章概述了近代以来考古学的产生、发展与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的密切关系,分析了进化论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如何在方法论和实际应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利用民族志资料为考古学理论提供论据的若干途径.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中,公司治理结构运作失灵是阻碍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最大障碍。本文首先明确了当前认清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根源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经营者选择机制不合理和股本结构不合理。     

英语习语中的非言语交际表达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英语习语中的非言语交际行为及其特征进行探讨研究,认为英语习语在非言语交际中具有民族性和修辞性的特征,通过身体动作、面部表情、颜色、服装容饰等非言语行为的表达,强调和加强了言语内容,使得习语更加形象、生动、传神。     

人力资本产权化挑战公司治理理论

在对已有公司治理理论评述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两个方面,论述说明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将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提出谈判控制理论,以资本剥夺程度的强弱作为衡量谈判控制力大小的依据。对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谁侵蚀谁的利益都必须纳入“公司治理”范畴;应以两者是否在谈判控制的平等合约内建立作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认为判断控制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专有性大小。提出分类治理的理念,得出对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三点启示。     

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表现得异常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一是民族意识增长;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跨国民族向境外移民问题;三是民族分立主义倾向.它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程度不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