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年利率不得超过 2 0 %的法令 ,但这一法令仅在个别地区有些微作用 ,总体来说始终处于“表达”层面 ,而无“实践”意义 ,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惯行而非国家法律的支配 ,高利贷横行的格局一直未曾根本改变。也就是说 ,在离开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无法运转的历史条件下 ,仅靠一纸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消灭高利贷的 ,在现代农村金融建立和健全以前 ,高利贷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甚至与现代农村金融是相辅相成的     

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监利县178户调查为例

农户的储蓄目的相当明确--为了社会保障.民间借贷行为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结果.民间借贷尽管以"亲情"和"友情"等借贷为主,借贷中"立字据"与"付息"比例也不占优,但不少的付息的案例表明"高利贷"行为在农村相当普遍.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已成为"高利贷"放贷主体.农民在求贷的途径选择上,优先选择"高利贷",是因为求贷的成功率与高利息相比,成功率更为重要.     

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欠发达地区农村高利贷供求及相关因素的经验研究

高利贷问题是农村金融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从研究农户意愿的角度入手，希望从总体上把握农户对高利贷的真实态度和意愿，从而了解高利贷在农村的需求状况。根据调查和计量检验发现，调查地区大多数农户对高利贷持肯定态度，认为高利贷有存在的必要，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会选择借高利贷。调查同时发现，有没有借过高利贷对农户是否会选择借高利贷有重要的影响。     

周代借贷性质的演变

借贷活动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必然产物，西周时期的借贷多以实物形式，一般无任何附加条件。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成长，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统治阶级各种贪欲的膨胀，导致在西周时期以救济为主要功能的借贷，途经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逐渐演变为以攫取高额利息为主要目的的高利贷。     

小议元杂剧中的“斡脱钱”

斡脱钱就是指元代的高利贷。元代高利贷现象极其严重,元杂剧中表现了元代斡脱钱范围广、利息高、经营者身份特殊以及借贷需要抵押品等特点,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元代斡脱钱的“厉害”:如到期无法归还,弄不好就会家破人亡。但元代剧作家对这一现象却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而是写得非常含蓄,这是由元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元代文人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唐代民间高利贷的外部影响分析

民间高利贷是唐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唐代民间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和官方行为对民间高利贷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民间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有破坏性和积极性两方面,尽管官方对民间高利贷持压制态度,但官方高利贷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提高了民间高利贷的利率。     

近代西北农村高利贷问题初探

高利贷是影响近代西北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高利贷在近代西北农村广泛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近代西北农村的高利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并对农民生活、农村经济和西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特点分析

大量材料表明 :2 0世纪 2 0— 30年代中国农村中普遍盛行的民间高利贷 ,无论从借贷户数、借贷利率、借贷期限、借贷保证、借贷的主要阶层 ,还是从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借贷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来看 ,不仅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高利贷相比 ,发生了若干鲜明的变化 ,就是和今天中国农村中一些地区出现的民间高利贷相比也有所不同。这表明 ,此时期农村高利贷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特点 ,正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与危机 ,以及广大农家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的逻辑反映     

高利贷、农村及乡镇金融模式——基于社会效益的数理论证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出农村金融市场,这与农村金融资源分布先天失衡共同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资源分布近乎空白有关,而分布空白又滋生了高利贷的繁衍。文章通过对高利贷概念的重新界定和其对包括经济效益及福利效益的社会效益进行数理论证,发现高利贷对社会效益的提高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同时又通过分析现有金融机构在信息不对称和合同执行成本较高的农村运行失效的缘由,提出将部分初具规模、组织机构完善的高利贷组织改建成乡镇金融机构的模式,以弥补农村金融资源分布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