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的微光──王国维哲学的意义

本文试图给予王国维哲学以新的评价，认为：王国维早年所进行的哲学探讨实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一，王氏融汇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以崭新的视角对中国数千年的哲学和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开始。其二，王氏从康德哲学中体会出实证哲学的观念，为乾嘉以来的求是学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并以其史学实践促使其向现代意义的科学观念转化。第三，在经世学风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维新时代，王国维以其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个体生命的执着关注而显示出独特的思想指向，预示了“五四”个性解放运动和现代意识的觉醒。     

从伦理觉悟到德性启蒙——以五四时期“打孔家店”为中心的讨论

五四时期的"打孔家店"始自陈独秀等人的伦理觉悟,继之以梁漱溟等人的德性启蒙,一破一立,相辅相成,代表了国人人伦道德现代转化和升华的新起点。他们所针砭的是儒家文化的病态和恶疾,所提倡的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新道德。当下一些提倡"国学"者认为"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或归之为偏激的情绪化产物,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曲解,很难说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章门弟子与五四思想革命

在五四新文化派中,章门弟子较早地就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从而将奋斗目标及时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道路。他们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精神,大胆地“覆孔孟,铲伦常”,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由是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冲决了封建纲常的网罗,极大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生成于不同时期,植根于不同土壤,二者既有一些共同之处,又有不少差异。对其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个运动各自特性的认识。其共同点是：（一）对传统的批判与重建;（二）倡导文学革命;（三）抨击封建权威思想;（四）呼唤人性的复苏,倡导个人的解放。其不同点是：（一）背景不同;（二）影响力不同;（三）带来的后果不同。     

“狂飙突进”时代的偏激——对五四作家心理状态的审视与反思

五四作家普遍表现出偏激情绪 ,其心理根源于作家们严重的焦虑和孤独与强烈的叛逆。而作家们的这种心理又是当时社会现实与作家个人经历、天赋禀性的产物。作家们的偏激情绪产生了激进的思想和激烈的言论 ,一方面以其狂飙突进的气势猛烈攻击封建传统与旧文化 ,另一方面由于潜在的农民文化心理的作用而不可避免地留下不少缺憾。同时 ,这种偏激情绪在文学创作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

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当时在新派内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后之研究者对此现象的诠释也相当多样化。除时代风气对学术的影响外,学术界对整理国故的诠释各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伐后新派学者自身对整理国故的认知已与其发起时的原意相当不同：整理国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以1919年前后《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批判性考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上有相对集中和重要的体现。从主题和内容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社会政治主张的介绍与宣扬;对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总体判断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的论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