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代价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代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     

也谈如何认识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梅宁华先生商榷

梅宁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如何认识我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片面观点和错误看法,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该文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也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强调树立"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的氛围背道而驰.作者关于一些专家学者"只看问题不谈成绩"、"矛盾和问题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矛盾问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会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用基尼系数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大是"洋教条盛行"等观点似是而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实现唐山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三要素

正唐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较大经济体量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沿袭的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倚重的是传统的产业结构,付出的是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唐山2013年的经济发展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不居安思危,采取颠覆性的措施,尽快打开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未来发展的道路将越走越     

有效产业政策的具体准则构架

随着政策科学在西方的兴起,产业政策评估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关心的课题,并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但对何为有效的产业政策,至今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原则、综合效应标准、生产力标准和国际竞争力标准是评价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原则和一般标准,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试从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两大环节中,以制约产业有效性的六个主要因素,来构架有效产业政策的具体准则。     

代价承担者还是参与获得者?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再审视

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角色研究文献的分析与回顾,从整体而非分化视角出发,认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角色既不是单纯"受害者",也不是全部"受益者",而是一个两者并存的状态。在政府和农民结构不平等背景下,作为整体的农民既有因和政府目标"契合"而积极接受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因两者利益对立而强烈反对现代化的一面。要对农民角色做出更有力解释就必须放弃"阶层差异论"视角,采用"结构—过程论"进行分析。由此,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作为代价承担者与参与获得者两者并立的局面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论可持续发展的代价调控与实现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在面临一系列冲突和矛盾时所作的一种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是无代价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不例外。面对可持续发展选择下的代价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做积极的调控努力,一方面可以从发展伦理学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同时在代价调控的宏观目标设定上要保持代价与创价的博弈均衡。     

中国社会转型与代价选择

中国社会转型有别于其他国家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表现在这种转型实施的是一种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 ,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并且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价值创造和实现发展目标与代价之间矛盾的考验 ,因而 ,探寻避免和减少代价的方法和规律 ,是避免盲目性和减少代价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