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与“阻碍执行职务”行为比较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公务罪与阻碍执行职务行为很容易造成混淆,二者既有差别又有相似点。前者属于犯罪行为,后者是普通的违法行为。本文将从行为主体、行为的客体和对象、行为的客观方面等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以解决罪与非罪的划分问题。     

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问题探讨

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既包括具体人,也应当包括"具体物"。依据司法解释: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国家机关中事业编制人员可以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但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和亲友等人员,则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停止形态问题探讨

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不存在犯罪停止形态,此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犯罪的停止形态与犯罪的完成形态两概念之间的区别;多数学者认为,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存在未遂形态的,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刑法第277条前三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还是刑法第277条第4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均不存在未遂形态,都是只有既遂形态。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之一,其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是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本文认为该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在我国有其特殊性。     

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务犯罪的特征与成因探微

妨害疫情防控公务犯罪在社会全面开展疫情防治工作期间频发,不仅严重阻碍国家管理活动,同时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文章依托裁判文书网对湖北省典型案例展开实证研究,从犯罪学视角将疫情相关妨害公务犯罪的原因归结为犯罪主体的个人内因和社会外因。应当从培育公共责任担当、宣传法律及医学知识、完善社会保障和规范执法服务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内外一体”的犯罪预防和治理体系,从而降低妨害公务案件的案发率和转刑率,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大亮点，是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增设了袭警罪。袭警罪的增设，不仅及时回应了近年来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的现实和严惩袭警犯罪的呼声，而且为依法惩治暴力袭警行为提供了充分的规范依据，有助于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时的执法权威和人身权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暴力袭警行为主要通过妨害公务罪进行规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为暴力袭警行为配置独立的法定刑后，意味着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调整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袭警罪，让规范背后的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是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研究课题。立足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在具体理解适用袭警罪时需要注意的是，其行为方式"暴力袭击"，应突出人身要素，应将其解释为针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人身施加的有形强制力，既包括直接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也包括通过其他物体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但不包括不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和"软暴力"；其行为对象"人民警察"，不能脱离立法目的单纯进行文意解释或者机械地追求法秩序统一，应当立足当前警察执法实践从职务而非身份的视角进行认定，除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外，正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警务辅助人员也应当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其限制条件"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从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适当的扩张解释，将依法处于与执行职务行为密切关联的状态也认定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其加重处罚条件，需要按同类解释原理认定兜底性手段，并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实质限缩。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后如何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对暴力袭警案件的正确处理也十分关键。从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看，新增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按照特别条款（《刑法》第277条第5款）优于一般条款（《刑法》第277条第1款）的规则处理。此外，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劫、抢夺人民警察佩带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导致人民警察出现伤亡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还有可能会触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等罪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等规则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