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购买的拨款系统研究

宋朝的中央财政分为"左藏"、"内藏"、"朝廷封桩"三大系统.熙宁以前,左藏和内藏并立,归三司支配的左藏为政府购买拨款的主渠道.熙宁之后,朝廷封桩系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购买拨款主体.内藏和朝廷封桩系统的出现,使大量本该用于承担经常性项目支出的财政资金,转变为预算外储备之财,加剧了政府购买经费的供需矛盾,这是造成政府购买活动中拖欠货款甚至巧取豪夺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     

刘宋朝救荒措施述评

南朝刘宋年间,灾患频仍,给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刘宋朝廷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救荒措施:灾前预防,注意重视农业,储粮备荒,兴修水利;灾中救援,采取赈济、调粮、慰抚、养恤等措施;灾后恢复,通过节约、蠲缓、安辑、放贷等恢复农业生产。最终战胜了灾荒,稳定了社会,赢得了南北朝时期少有的安定和发展。     

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王夫之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所存在的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大政治弊病,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宋朝得位不正和边境压力很大,于是形成“急于求治”的政治弊病.由于“急于求治”,便不知不觉地掉入了“舍己求人”的泥潭之中.“舍己求人”的失败,是与“猜忌之法”密切相关的.在猜忌之法的阴影之下,宋朝君臣之间“上下交争”的政治局面就难以避免了.这些政治弊病是封建专制制度痼疾在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外化表现,给宋代乃至以后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言,其精辟的论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

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宋朝母亲不溺爱孩子

宋朝是我国古代盛产“严母”的时代，严父的故事不突出，严母的事例却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与前后各代相比，宋朝的严母为何层出不穷？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包家族考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中有一支著名的吐蕃汉姓部落“包家族”,其来源是吐蕃化的汉姓丁家,最初居地在秦州宁远砦北,后迁徙于熙、河、洮、岷等地,并从此世居此地,其家族成员有宋代的包约、包顺、包诚及金朝的包长寿、包世显等。包家族归附宋、金王朝后,始终效力于宋、金王朝,与宋、金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徽州南宋使臣洪皓和朱弁

靖康之难以后,南宋朝廷为迎回徽、钦二帝,同金罢兵议和,派出大批使臣北上,在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三年间。“奉使几三十人”,由于南宋对金采取屈辱投降政策,致使金朝”遇使人礼日薄”,南宋使臣倍受屈辱和磨难,或被害、或被囚、或流放、或受降,“全节而生还者,惟皓邵弁”,即洪皓、张邵、朱弁三人,其中洪皓、朱弁为徽州婺源人。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