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官场贪赃盛行的原因

贪赃盛行是元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四:一、选法败坏,用人不当;二、高级官吏带头贪赃取受;三、台纲受沮与台官赃贿,使宪台难以纠察非违;四、官吏无俸或俸薄,使贪者能借口侵渔。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汉代官吏家庭生活考

汉代官吏的家庭生活有两大种情况：地方小吏和京师小吏一般情况下在任职期间不能携带家眷,与家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地方长官和京师长官则可携带妻子家人入住官舍或公府。在两地分居的小官吏家庭里,妻子在家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及农田劳动。这是其享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夫妻团聚的大官吏家庭里,妻子随夫赴任,照顾丈夫生活起居,丈夫是其生活的中心。这两种家庭生活模式反映出汉代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助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

汉代官吏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官员致仕后的优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赠赐财物等.官员逝世后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因皇帝对死者的器重程度不同而缺乏明确的规范,从而出现了很大的随意性.     

唐朝前期民间群体性反叛的原因与处置

唐朝前期曾发生过若干民间群体性反叛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君主专制下人民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的缺位,具体说来则是由于官吏贪残、赋役沉重以及邪教巫术煽惑等,正是这些因素或单一或综合的作用,最终引爆了反叛事件的发生。唐朝在处置这些事件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平息反叛,一是追究责任,一是调整政策。从这些步骤来看,尽管是封建政权,但唐朝并没有对人民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对民间的群体性反叛,他们会镇压,也会安抚,会追究反叛者的责任,也会惩处引起反叛的有责官员,调整不受欢迎的做法或政策,因为毕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朝的统治要想长久存在下去,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     

封建法典严惩官吏选任中的渎职行为述论

本文认为,官吏的贤与不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安危治乱;“为政之要,惟在择人”,选贤任能。虽然古今异制,但历史中也有些是带共同性的,在今天也不乏有值得珍视的内容。     

古人作官、为人品行种种

我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在众多出入于官场的人之中,上至朝庭、下至州县,掌权为官者,虽有贪婪和腐败之辈,但也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突显而载入史集而流传于今的。他们的人品、官品不仅得到世人的称颂,同时,也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依法治国、反腐倡廉、整顿作风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笔者从所读史书中抄录列举几例,以供赏析和借鉴。     

从休假制度看汉代官吏的家庭关系

两汉时期,官吏有五日一休沐的休假制度,也有一定的请假制度。汉代官吏利用休假时间处理许多家庭事件,诸如侍奉父母、陪伴妻子、教育子女等,休假时期的家庭生活有助于汉代官吏家庭内部的稳定与和谐。汉代官吏休假生活主要集中在官吏与父母的关系和官吏与妻子的关系中,在父母关系中主要是对父母尽孝,在妻、子的关系中主要是与妻子的和谐和对子女的慈爱。     

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辨正

清代承继前朝诸代遗风,创设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吏制度。然而,其选任制度,虽然以科目考试为取士主途,严格监考,不容幸进,但考试方式和内容则在一定意义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监察制度,虽有详备的法典规章供官吏遵守、御史监察,但由于缺乏保障措施,御史往往不愿或不敢履行职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形同虚设;其奖惩制度,虽说对功臣义民皆有褒奖,但由于皇权至上、喜赏怒罚,则影响了奖惩制度乃至整个官吏制度的合理实施。对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进行辨正厘析,对于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杭州城的社区管理

在历史上,社区就是指政府法定的行政管理区,常有自然属性和法定属性,可大可小。元代时期,法定社区的行政划分有路、府、州、县几级,这些法定社区的职能是管理百姓,维护社会秩序,如收缴赋税、维持治安、审判案件、兴修水利、督劝生产等等。在城市社区,元代的城市管理依托社区有了很高的水平。虽然这样的社区管理的实质仍然是城市官吏代表国家同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没有多少自主权,但社区管理技巧值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