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大墙上蒿行》题旨论析

《大墙上蒿行》是曹丕诗歌中有名的长篇，但是古人对于此诗题旨的解释却多异说，未有定见；今人注曹丕诗，如余冠英《三曹诗选》等则一致认为此诗系招隐之辞，其说因袭前人谬误，而影响所及，乃成定论。本文分析认为《大墙上蒿行》实际上是一首游宴诗，其主旨不过写年命无常之感、及时行乐之情，与招隐的旨趣毫不相干。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

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由建安时代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必然因素由建安的时代文化氛围所决定,偶然因素由发生在建安中后期的三组事件引发。五言诗最早的女性视角写作是曹丕与徐干。曹、徐之作,呈现了由男子视角向女性视角转型的过程。传为班婕妤的《怨诗》,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从世子曹丕所受教育看曹操的儒学思想——以建安二十二年之前为中心

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以前,曹操对世子曹丕的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之前,曹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其进行经学教育,同时任用名士崔琰为其教傅,强化德行教育.在曹丕任五官将期间,曹操先后任用凉茂、邴原等名士为五官将长史,通过他们匡正曹丕,并提高其德政能力;他还通过教令的形式进行这种教育,要求儿子孝慈,不违子道.这两个阶段都呈现出明显的儒学特征.而从世子教育这一角度来看,曹操表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他并非“阉宦阶级”和法家思想的代表,而是一位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在汉魏之交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一文在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当我们把该文置于汉魏之交的多维语境中去重新解读时,就会发现曹丕对文章的真实看法并非如其在<论文>中所言.其"文气"说的提出也是因循借鉴的成分较大,开创意义并不显著.     

曹操、曹丕军旅诗之比较

曹操是汉末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倥偬一生,身经百战,写下了不少军旅诗.曹操的军旅诗是曹操军事生活的反映,也是曹操战争经历的见证.曹操经历了汉末诸多的重大战争,如:中平六年(189年)起兵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追击、收编黄巾军:建安三年(198年)擒杀吕布、陈宫;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大败袁绍军;建安九年(204年)攻克邺城;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周瑜战于赤壁;以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的战马超、讨张鲁、伐孙权、征刘备等.     

曹丕“文气”说新探

曹丕的“文气”说历来受到文学理论界的重视,对于它的阐发已较为丰富和完善,但对于“文气”说和曹丕其他文论观点的联系,却较少有人问津;而追根溯源,“文气”说和《典论.论文》中的其他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气”说实际上是文人相轻的根源,是建安文人成就功业的支撑,是建安文人不畏“惧时”立德扬名的动力。从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考虑曹丕的文论观,会对曹丕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整体把握。     

武功高强的曹丕

【中国历史故事网】许多人都熟知,魏武帝曹操和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是我国建安文学的创始者。可能许多人还不知道,其中曹丕不仅文章典丽,而且武功精熟。有一次,曹丕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共同饮宴。曹丕一向听说     

《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之我见

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有建安十六年、太子时期、黄初初年前后三说。分析文献及史实,可以发现它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太子时期,因其创作与《与吴质书》、《与杨德祖书》关系密切,而《隋书·经籍志》对当时书籍存世的记载对确定该文的创作时间下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过史实研究,可以精确地将《典记·论文》创作时间定位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至建安二十三(218)年二月三日之间。     

曹植和他的《洛神赋》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的文学名篇,而对曹植为何写《洛神赋》,从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写他与曹丕皇后甄氏恋情的,有说写曹植自己哀怨的,有说是受宋玉《神女赋》影响专写女性美艳的。但总的说来,离不开甄氏。甄氏是一位出身豪门而命运悲苦的不幸女子。她是汉末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县)人,父亲甄逸,曾任上蔡县令。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