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现实主义者”的“真诚”表达——评哈里·G·法兰克福的《论废话》

看过美国影片《修女也疯狂》的人都记得片中这么一个镜头——穿着修女长袍的女主人公疯狂地跳霹雳舞。这种不合时宜的举止颇为吸引观众的眼球,我们之所以热衷于看到这样不和谐但又难以抗拒的形象,正是因为其本不该出现,而我们的内心都希望它出现。     

论萧伯纳戏剧对易卜生的继承与超越

易卜生与萧伯纳是欧洲戏剧现代进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萧伯纳在其《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把易卜生戏剧的主题认定为"理想主义者批判",指出易卜生的戏剧讨论技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萧伯纳创造性地误读了易卜生,并从其思想艺术中汲取力量,走上了自己的戏剧之路。萧伯纳早期戏剧的理想主义者批判,矛头针对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风尚,20世纪后,则指向各种禁锢心灵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讨论"的系统应用,萧伯纳使戏剧从重视外部情节的冲突,转向表现思想观念的冲突。这种"萧式观念剧",超越了易卜生,引领了欧洲现代戏剧发展的新方向。     

在理想的照耀下去现实地寻找

张楚廷在《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7期“论大学校长”一文中说，对于校长，可能既需要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又需要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希望他是帅才，又希望他是将才；既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又深谙组织管理；既能雄心勃勃，又能审时度势；既具百折不回、顽强不屈之精神，又温文尔雅、善于周旋；既坚强，又厚道；既能慷慨激昂，又能低调行事；既珍爱古典，又执著现代；既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又富有科学精神；既善主内，又擅外事；既有雄才大略，又能脚踏实地；既能高屋建瓴，又具平民气息；既年富力强，又经验老到……恐怕是希望校长是一位完人了。然而，对于校长，却只能是在理想的照耀下去现实地寻找。     

让汉武帝刘彻付出昂贵代价的一次艳遇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爱江山更爱美人——男人,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角,一直都站在舞台的最前沿。作者从现代人的思维加以解读,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一部不一样的男人史记。不管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些历史人物庞大的身影之后,究竟存在着怎样与寻常百姓不同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     

观点举要

1980年代之后,现实书写之所以取得较前此更高的整体成就,原因在艺术性的把握、观察轴心的转变、书写视角的更易,并非主题的表现或直白的议论。当诗人从显而易见的现实命题转移焦点到浸淫其中的日常生活之上,而着力于以映象式为主的他者书写,已为     

脂粉堆里的英雄——评现实主义者郝思嘉

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刻画人物著称,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内心世界揭示比较充分。其作品《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着力刻画了一个贪婪、任性、冷酷、残忍、追求完美的庄园主的女儿郝思嘉的艺术形象。“脂粉堆里的英雄”本是《红楼梦》里用来评价王熙风的词句,用在《飘》的主人公郝思嘉的身上同样适用。因社会的变革,郝思嘉由一个庄园千金变成为庄园管理者,再转化为资产者。从事业、爱情两方面探讨了郝思嘉面对现实,展望明天,顺应历史潮流,弃旧迎新,谋求变革的开拓进取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形象的美学价值。     

波特作品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

20世纪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以善于描写女性人物见长,她的作品展示了美国南方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的艰难,歌颂了社会生活中女性坚韧、朴实、善良的美好品德。她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展现女性意识,揭示出女性从迷失自我到寻找自我再到成功证明自我的过程。女性在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对旧的传统意识的反抗以及男女平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脂粉堆里的英雄——评现实主义者郝思嘉

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刻画人物著称,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内心世界揭示比较充分。其作品《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着力刻画了一个贪婪、任性、冷酷、残忍、追求完美的庄园主的女儿郝思嘉的艺术形象。"脂粉堆里的英雄"本是《红楼梦》里用来评价王熙凤的词句,用在《飘》的主人公郝思嘉的身上同样适用。因社会的变革,郝思嘉由一个庄园千金变成为庄园管理者,再转化为资产者。从事业、爱情两方面探讨了郝思嘉面对现实,展望明天,顺应历史潮流,弃旧迎新,谋求变革的开拓进取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形象的美学价值。     

弗兰克的法律现实主义理论

一、法律的定义——特定的法律和可能的法律现实主义法学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传统法律定义的批评和抛弃,他们的基本思想总的来说是:法律并不是书本上的规则,而是行动中的法律;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官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不是一个规则体系,而是一批事实。例如,霍姆斯指出法律就是对法官事实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下）

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令现实主义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现实主义者难理解肯尼迪“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责任”的承诺，难以接受吉米·卡特推行的人权政策，也无法参透罗纳德·里根谴责“邪恶帝国”的言论。冷战的情形恰好与当前相反，不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激烈交锋。在冷战期间，决策者在热情、疑虑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坚信惟有美国才有资格充当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