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悔拾巧石说起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曾到天竺山游玩,看到两片玲珑巧石,甚是喜爱,便拾回家中欣赏。后来竟闭门思过,悔不该拾回两片本属当地特产的巧石,惭愧不已,如坐针毡,不仅把两片巧石归还给公家,还提笔写下了自省诗句“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     

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源于老庄思想的自足、闲适心态 ,是晚年白居易之所以能在洛阳实现身心自然合一的“中隐”生活的心理基础。因为自足 ,才会身心闲适 ,适又以闲为前提条件。其闲适诗中失落了表现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     

长庆二年到四年任职杭州期间的白居易略论

本文对长庆二年到四年白居易任职杭州期间的概况做简要论述,虽然关注的时间跨度很小,但这是白居易后期思想和生活重心的转折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完整的生活观念、价值取向和诗歌理论,并从历史的角度做整体把握。     

诗意清明

又至清明，凭吊故人、遥寄哀思，悲戚戚，意绵绵，泪涟涟，无限情思满心田!唐朝诗人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     

白居易诗歌自注辨析三则

白居易诗歌文本的特点是自注非常多,这些自注中的绝大部分出自白居易本人之手并无疑问。其中一些曾经引起学者们怀疑的自注,如关于＂唐书＂的理解问题、＂鶗鴂＂的音注问题和＂半月之间四人死＂与相关史实的乖违问题,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未必是后人的篡改和妄增。这些自注的真实性,也从侧面证明了白居易诗歌文本保存的完整性。     

“一指因得云间月。心斋空荦无盈亏”——《指月》书后

呈现诸君面前的是不同于我的所有著作，偏于感性的随笔的文集。无以名之，姑且以“指月”二字塞责。自从追随张岂之先生和诸前辈步入学术圣殿，迄今也二十余年了。抚今追昔，顿然记起白居易的诗句：“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便始休”的诗句。然而思维好像停留在过去，皮囊却改变了颜色。昨天还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转瞬之间便经历了天（干）地（支）的旋转，被学生称为“可爱的老人”了。原本平静的心也难免升起“人生苦短”的感喟。     

论苏轼对白居易咏茶诗的承变

同样经历贬谪、从挫折中寻求超脱之道、追求素朴闲适的生活,苏轼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白、苏二人都爱茶,苏之咏茶诗继承了白诗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色。苏接受白将茶与酒并言比较的写法,认为茶是闲适生活的象征,并改造白种植松树及其他植物的诗作为种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相较白诗,苏之咏茶诗丰富了茶作为文学意象的艺术内涵：突出咏茶诗的动态性,用更细致的语言绘茶,将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紧密化。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