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项藩镇

藩镇时代是党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它的发展倚靠拓跋氏家族与折氏家族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880年至 982年 ,为党项藩镇的兴盛期 ;第二个阶段从 982年至宋、金之际 ,为党项藩镇的蜕变期。党项藩镇基本上结束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混乱 ,形成了以拓跋氏家族为中坚的政治核心 ,初步奠定了党项割据西北、建立国家的政治基础与规范 ,从而树立了西北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姿态。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

继敉平西川、浙西之后的两次兴兵成德,是建构元和政治规范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让宪宗重塑了皇权威信,同时也使得廷臣对河北藩镇的认知与想象逐渐从贞元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以中央为本位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构与复归。及至唐廷诛杀吴元济,以维护皇权权威为核心、否定河朔故事为旨归的新的政治规范就已经制作完成。藩镇与中央之间的权力边线被再次界定,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博弈则必须以此为参考系。此后,不仅长庆年间的收伏河朔可视为元和平藩的余烈,甚至敬宗以降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政策,都可以在元和政治规范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宁为贫家妇不做帝王妃——敢与皇帝闹离婚的王珠

唐德宗的心无常性,酿成了他人生两大悲剧。在他即位之初,便开始削藩,然而几经挫败,竟灰心丧气,致使藩镇开始真正割据。在对待自己的爱情方面,他爱慕贵族小姐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

中晚唐河朔藩镇在社会流动方面呈现出重才干而轻家世的趋势.河朔军事精英的才干是在河朔藩镇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河朔藩镇的军事参与率高,军事训练受到重视,武艺精湛者往往从中脱颖而出.但武艺只是军事精英及其子弟维持其地位的一个方面,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研习军事著作,接受文化教育,从而拓宽了社会流动的渠道.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增补

文职僚佐是唐代藩镇的重要组成人员,随着考古资料的增进,有关唐代藩镇文职僚佐的史料不断增加,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对研究唐朝历史将提供便利条件。     

论李晟再造唐室的宦途

在对两<唐书·李晟传>进行了比较系统疏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零星材料的综合分析,着重从李晟生长的家庭环境、李晟与神策军的关系、李晟与宰相张延赏的关系、李晟居高畏颠的处世态度等方面,论证了中唐名将李晟的成长过程和历史功绩.     

李绛与“元和中兴”

本文认为唐宪宗统治期间的“元和中兴”主要在平息藩镇、重振朝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唐宪宗的虚怀若谷、明睿抉择，源于宰相李绛的忠谏极言。大政方略。没有李绛，“元和中兴”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