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微的收获与喜悦——盘点2003下半年上海戏剧市场

酝酿:向往收获的季节早在2003年7、8月份,关于中国国家话剧院将携4台戏赴沪演出的消息就已经在坊间大肆传播。或许因为此番国家话剧院沪上之行的合作方是上海文新报业集团的缘故——媒体造势是他们当仁不让的强项,通过报纸上连篇累犊整版的广告, 很多人知道在11月份的时候,上海的戏剧市场上将会出现一个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展演周”。我听到与此有关的最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一对恋人宣布减少在餐馆吃饭的次数,好在“上海话剧展演周”的时候买票去看戏,当然,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     

李健吾话剧研究述评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李健吾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比较李健吾话剧的艺术价值,李健吾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李健吾话剧的研究现状严重滞后,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太少还处在起步阶段.就已有的论文来看,赏析有余,理论深度不够,社会学的批评模式制约着李健吾的话剧研究向纵深开掘.其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传纪性研究;二是悲喜剧之争和艺术特征之归纳;三是人性形态和深层意蕴之探讨;四是其他方面的研究.     

有意识误读的背后——从《生死场》改编看田沁鑫话剧的主题倾向

田沁鑫的戏剧<生死场>在人物形象、主题意蕴和结构等方面对小说原作都进行了改编,它回归了被认为是对小说误读的"抗日救亡"主题,而这种误读,恰恰是基于当代话剧缺乏精神内核的创作现状而做出的有意识选择.作者希望突破话剧创作过于个人化的局限,建立艺术性和现实性兼具的"新主流戏剧",但这一尝试在戏剧文本内部造成一定分裂性,使意识形态价值和个人的建构立场都遭遇了双向的价值消解.     

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戏剧体式嬗变

话剧与戏曲属于不同的戏剧类型,有不同的艺术规范。近代对话剧艺术规范的认识是伴随着对西方文学性演剧方式的误读及误读成分的消减同时展开的。在比戏剧这一文艺体裁概念更切实、具体的话剧和戏曲的文类层面来探讨中国现代戏剧体式的嬗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现代戏剧变革的取向,也对认识当代的戏剧发展和现代戏曲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话剧艺术的民族化

民族化是世界所有国家对艺术的最终体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民族艺术的灵魂.作为艺术创作者,运用本民族所独有的艺术方式来描述现实生活,使艺术作品充分体现民族感情,从而具备相应的民族特色,这就是"民族化",而话剧作为从西文国家引入的艺术形式,已经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道路.     

“多倾向”与“无规律”：话语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早期话剧语言

早期话剧的政治色彩造成了它在戏剧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的成就不高。很多剧目和演出团体披着西方戏剧的外衣,却做着传统戏曲的本行,呈现出了“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倾向,话剧语言更是“不文不白”、“不土不洋”,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程式化倾向。本文以戏剧文体学中对戏剧语言进行话语分析的共识研究方法,尝试探索早期话剧语言在话语分析视角下呈现出的某些文体倾向以及这种戏剧语言文体风格在整个中国话剧语言发展史上的作用。     

“中国最老的北漂”彭玉:女儿给我的爱与众不同

今年74岁的彭玉被誉为荧屏上的"第一母亲",从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中人见人爱的牛大妈,再到家庭温情电视连续剧《浪漫的事》中的女一号,无不深受大家的喜爱。鲜为人知的是,她曾辞职在家过,还成了"中国最老的北漂"……     

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理论意义

外倾社会心态制约着近代以来的中国戏剧变革最终走向了移植西方话剧的道路。人们对话剧的热情有时并不在话剧本身 ,而在于赋予话剧之外的那层心理色彩 ,在于人们对话剧的热情中把自己的社会心理倾向表达出来了。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成果 ,对认识当代中国文艺的诸种现实多有裨益。话剧传入中国的文化史价值 ,主要不在于它传达了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而在于它改变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格局。早期话剧在文化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恰恰在于它的艺术特征。     

老舍话剧的文化学透视

对老舍剧作的文化学意义的考察较为薄弱。在老舍的抗战剧作中 ,政治与文化相沟连 ,把笔触探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把民族痼疾放到抗日战争这个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加以暴露 ,大大增强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老舍解放后的大部分剧作 ,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去思考 ,文化意识相对薄弱。《茶馆》实现了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水乳交融的溶合 ,它把“埋葬三个旧时代”的政治主题同“改造国民性”的文化主题交织在短短的三幕戏里 ,体现了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