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毕沅的历史学贡献

毕沅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焦点人物 ,被梁启超誉为“乾嘉学术护法”。他的《经训堂丛书》和《续资治通鉴》至今仍受学术界的瞩目 ,他的学术活动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大发展 ,而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同程度的引领了乾嘉时期的学术方向 ,研究他的学术特点和学术范围将十分有利于理清当时的学术脉络和学界概况 ,本文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入手 ,仔细整理毕沅在历史学上的成就 ,同时简单推敲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     

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

藏于俄国、编号为TK316,藏于内蒙古、编号为F6:W 36的黑水城汉文刻本残页,均系南宋朱熹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两件藏品只具纲目,不附后人《发明》、《书法》、《集览》等内容,保存了早期《资治通鉴纲目》的原貌。两件藏品版本特征极为相似,但纸质不同,当属不同版本或者同一版本的不同印刷。根据避讳情况判断,其中TK316应当是南宋刻本。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资治通鉴》令毛泽东着迷

正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通鉴注商》的文献考辨及方法

赵绍祖《通鉴注商》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文字、音韵、典章制度、史实考辨、地理阐释等方面的疏漏与谬误作了详细考辨,深入分析了胡氏误注的原因.其文献考辩方法包括追溯史源、考证基础上的分析推论、以金石证史等,且能注意充分借鉴前人成果,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     

商鞅：从“信”到“霸”的变革者悲剧

战国中期，上天赐予了秦国一次伟大的机会，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商鞅变法。司马光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资治通鉴》当然不会落下这次记载。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隐士宰相”李泌奇事钩沉

<正>李泌,唐京兆人,幼时就以才思敏捷著称,博览经史,工于诗,善口辩,尤其对于《易经》有精到的研究,以王佐自负,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等都非常器重他。曾经上书唐玄宗建言当朝政事,玄宗很赏识他的见识,令待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