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内涵、贡献与启示:陈嘉庚卫生观的当代解读

陈嘉庚对卫生问题有高度的认识,其卫生观表现在考察祖国的卫生状况、撰写和赠送卫生专论、提出注重卫生的主张建议、以石雕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四个方面.陈嘉庚卫生观增强了祖国民众的卫生健康认识自觉,改善了家乡厦门的医疗卫生条件.陈嘉庚卫生观与当代"健康中国战略"有一定的关联,对于当前我们在国内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在国际上交流卫生建设经验、促进全球人类健康等都有现实启示.     

环境冲突中的原因分析:资源、利益与信息

从冲突本身切入分析环境冲突,并从资源、利益与信息三个方面对环境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和广东茂名芳烃(PX)项目事件两大案例,研究环境冲突发生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污染冲突中资源稀缺到利益冲突的直接路径,也就是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邻避冲突中资源稀缺通过信息闭塞导致可感知利益冲突的间接路径,也就是环境污染尚未形成,但是存在可感知的利益冲突.以此来解释资源、利益与信息在诱发环境冲突中的互动机制.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研究的预防也应当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构建和完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信任机制.     

公共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研究

档案学界理念从"社会记忆观"转变到"社会服务观",各层级档案馆也逐渐从综合档案馆开始向公共档案馆转型,各档案馆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这一系列转变加大了公众对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需求与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间的矛盾。本文立足于公共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现存不足,从馆藏资源的广度、多样性和特色提出意见和优化策略,使公共档案馆在馆藏资源建设的方向和方法上更加合理、满足为公众服务的需求。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黄果树瀑布旅游资源评价

本文先对黄果树瀑布地理位置进行介绍,然后对环境及瀑布资源特点进行分析,最后对瀑布资源本身评价.从其价值、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从落差、宽度、流量、形状、声音、周围景色等方面,对黄果树瀑布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从而揭示黄果树瀑布旅游资源的潜力和吸引力,为该旅游资源的管理和开发的规模提供理论依据.     

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