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生存下来是因为国民党军有太多裂缝

在1956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自己也说,谁说我没打过败仗,我打过4次败仗。其中一次是遵义会议他获得军事指挥权之后所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毛泽东犯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错误。为什么说他不知己呢?当时红军刚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撤出,说得好听些是战略转移,说得不好听是被赶出了老家,成了游击队。打仗没有根据地是很惨的,首先没有粮食和兵源补充,其次伤病员问题不好解决,像当时陈毅老总的胯骨粉碎性骨     

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及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之初，红军很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的粤北第一、二、二三道封锁线，但深入湖南腹地后，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惨烈的湘江之战，损失惨重。红军为什么能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从合作、对抗到合作

为了争夺地方的控制权,陈济棠与蒋介石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博弈的结果使他们从政治上的对抗转为政治上的合作。历史昭示后人,在一个统一和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谋求地方独立是注定要失败的。     

“云南王”组织策划南

蒋介石一生曾经多次成为别人策划的行刺对象，但每次均能化险为夷。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谋划实施的一个南昌“刺蒋”案至今鲜为人知，并且颇富传奇色彩。     

陈济棠主粤时期对日关系述论

陈济棠主粤时期，从维护自己的“南天王”的地位出发，既反对日本侵华，反对蒋介石对日的妥协，又与日本保持一定的联系。总的说来是游离于亲日和反目之间。通过对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对日关系进行阐述分析，一来可以窥出陈济棠本人对日的立场，二来也可以探索出广东地方政府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三来可以看出陈济棠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思想。     

长征前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谈判缘由探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命运。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是陈主动谈判的政治缘由,红军在军事上的有效对抗是促使陈济棠权衡利弊、择利而从、避战求和的主要前提,而双方经济上的合作则增加了停战谈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续两年多的军事对抗与经济合作使谈判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20世纪30年代北部湾地区交通建设研究

近代钦州、北海、防城交通事业的举办与法国的殖民扩张有极大的关系。法国在此着力最早,影响也最深;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自清末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既与法国、美国侵略行为作斗争,又与之相互妥协,以维护国家利权。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有关西南路港建设的主张,对北部湾的交通规划建设影响最大。1928年北伐完成,国家重新统一,掀起了交通建设的一个新高潮,但是,对北部湾交通建设有实际性的推进与建设,是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推行《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规划下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济棠是北部湾地区近代交通事业的奠基人。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的县界纠纷与地方社会

1929年至1936年间,陈济棠主政广东省,陈欲与蒋介石中央抗衡而不断推出地方建设计划,在此建设过程中广东各县因资源利益冲突而发生的县界纠纷不下50起,为广东省基层较为突出之问题。这些县界纠纷交织着地方政治、经济、教育、治安等复杂因素,是透视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     

陈济棠与广东教育的发展

陈济棠主粤期间（1929—1936）,十分重视广东的教育事业,他通过扩大投入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证实行义务初等教育、在原有基础之上整顿巩固普通中学、兴办职业学校以培养实用型人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普及社会成人教育和个人投资办学等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