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储蓄率变动原因探析

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变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发现,国民储蓄率自2008年增势减缓,主要因为企业部门储蓄率出现下降,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支出以及融资渠道的变化是企业储蓄变动的主要原因。进一步通过E-G协整法探究企业储蓄率对国民经济、投资率的影响,发现企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和投资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根据企业部门的国民地位和储蓄率变动趋势给出密切关注企业储蓄率、合理降低居民储蓄率的相关建议。     

本期导读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重构与创新》一文集中介绍了多位顶尖统计学家在大数据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内容涉及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理论框架的重构,统计学利用大数据在基因学、天文学、宇宙学、流行病学、经济金融学、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中的应用,以及大数据人才培养问题等。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学者对高储蓄问题的研究主要     

观点传真

*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不大?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比较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测算出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部分职工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的增长过快、所占比重过大。*年夜饭“经济”吗?如今…     

分段预期寿命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效应

文章在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引入分段预期寿命,利用178个国家和地区的1981~2010年跨国面板数据,验证工作期与老年期预期寿命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期预期寿命对国民储蓄率有正向影响,而工作期预期寿命对国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预期寿命的延长,使中国国民储蓄率增加约6.53个百分点,其中老年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国民储蓄率增加约7.46个百分点;工作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国民储蓄率降低约0.93个百分点。随着中国预期寿命延长模式由工作期与老年期预期寿命共同主导向老年期预期寿命主导的转变,预期寿命延长对中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观点传真

深化社保体制改革关键是理顺监管体制；中国不会出现零利率；储蓄率调整不能仅靠汇率；中国经济有望一季度见底；贸易保护主义不可不防     

内蒙古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研究

自200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国民储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储蓄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内蒙古常住人口在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56％，内蒙古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必然引起人口结构、劳动力、储蓄等经济因素的变化，所以定量地讨论内蒙古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合理降低高储蓄率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在过去的一年里，西方发达经济体大多仍沉溺于金融海啸形成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若干新兴经济体则承担起了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任，其中尤以中国的身影最为突出。中国经济得以率先复苏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以及由此引致的投资增长。     

养老保险暂缓做实个人账户的几点理由

文章阐述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养老保险是否应该做实个人账户及做实个人账户的现状,对做实个人账户对财政有巨大的压力、增加本就过高的储蓄率影响经济发展、投资率低不能满足将来养老需求、缺乏有效体制因此无法安全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得出应该暂缓做实个人账户的意见.     

社保缴费负担,不能承受之重

社保缴费负担的轻重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能否顺利转型。在教育、住房、医疗等需求的共同压力下,缴费家庭的储蓄率会进一步提高。因此,降低缴费负担对于拉动内需、助推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新年伊始,各地上调社保缴费基数的规定陆续出台。而对这一每年的"规定动作",今年的舆论反响似乎特别强烈,来自于公众和媒体的质疑与批评不断。究其原因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背景下,缴费基数的提高与公众负担的降低预期完全背离。     

为买房而储蓄——兼论房产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水平一直居于高位,并且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势头,同期的住房价格也快速上涨,为买房而储蓄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动机。本文利用2011年房产税试点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首先估计了房产税对不同类型住房价格的影响,进而估计房价对试点城市的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发现房产税对住房市场产生了结构效应,由于此次改革对不同类型的住房设定了不同的免税方案,因此在大面积住房价格下降的同时,试点城市小面积住房价格反而上升;这种结构效应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储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发现试点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0.9个百分点,并且我们还发现低收入群体主要是通过压缩衣着和交通通信支出,来提高其储蓄率水平。因此,本文不仅验证了住房市场对中国高储蓄率的贡献,还揭示了房产税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