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农村义务教育在我国义务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我国来说,农村义务教育关系到每一个农村家庭子女的成长和成才,关系到农村经济振兴战略,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能够使农村义务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持续、快速、全面、健康地发展。     

山西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在对全体农村人口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 ,确立以农村为主的不同农村人口类群中的质量差别 ,同时利用培训和教育等多种渠道 ,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源资本投资 ,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以实际行动落实科教兴农的战略构想。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源的规模及构成 ,文化素质及构成以及农村人口的从业类别三个方面对我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进行剖析 ;在认清现状的基础上 ,分别从投资规模 ,农村教育体制 ,组织领导 ,制度建设 ,思想观念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造成目前现状的根源 ,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并创新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运作模式。     

中国近30 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文章重点从农村改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党在农村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效性等方面入手,把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从1978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从1988年到1998年,是农村改革的停滞阶段,出现了“三农综合症”;从1998年10月至今,是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对于科学制定农村综合改革的整体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至关重要。     

农户种植业风险及其认知比较研究

通过对浙江、上海、山东、湖北和安徽五个不同地区660户农户实地访问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农户从事种植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户更关注农产品产量而非市场价格波动;在地区和作物层面上,具有不同生产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农户对种植业生产经营风险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目前农户弱化种植业风险主要倾向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较少依靠农业保险、农业组织及政府等外部力量。政府需要从完善信息发布体系、加强对农资市场管理、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业保险的发展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户弱化生产经营风险的能力。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研究——从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

本文认为判别与评价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应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二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源的均衡。从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实证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低于全国金融市场的效率水平，主要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低下、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低下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低效益”等因素所导致。因此，建议：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创新金融工具，聚集农村金融需求；建立农村金融风险补偿制度，降低金融风险；改革金融定价和补贴政策，提高农村金融收益水平。     

文档碎片——鲁迅、郁达夫的小说

鲁迅小说藉着独特的形式,用精神分析法,以"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把他对人生、社会、新事物的看法和感情表现出来;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在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和叙事语式上表现出多种相似的审美特性,但是,文化特质的差异,使他们的作品又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生活内容和社会内容.     

试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聚集与小城镇发展

本文阐述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向一元结构转变模式的不适用性,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大因素:土地问题(土地流转制度及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意愿分析 ———基于一项全国范围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一项关于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意愿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文化事业、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这5种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需求意愿及不同特征农户需求意愿的差别、农户对5种农村公共服务各个方面要素的需求意愿以及农户对5种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5种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需求意愿并不相同，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需求最强烈，不同特征的农户的需求意愿也不相同。另外与其他农村公共产品相比，农户对文章所研究的5种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意愿比较强烈。     

Work/Care Regimes: Institutions,Culture and Behaviour and the Australian Case

Increasingly arou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labour markets rely upon the paid work of women, many of whom have dependents. Such changing patterns of paid work by women — and by men — are located within work/care regimes that are more or less hostile to the needs of paid workers who care for others. This article sets out a model of work/care regimes and locates the Australian case with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n Australia, the unchanging normative male worker archetype dominates institutions of work and care, while the cultures of motherhood and fatherhood remain stoically resistant to renov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behaviour of working women runs ahead of these unchanging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creating a policy interest in ‘reconciling’ work and care, but a failure to provide it. The reasons for this failure are outl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