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影视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影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影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了当代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和道德观.要有效预防和控制当代青少年犯罪就必须消除影视文化的"负面效应".大力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严格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科学制定<影视文化法>,积极加强影视文化的评论,努力形成"合力效应".     

建国初期有组织犯罪惩治策略研究--一种犯罪学的分析路径

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 97刑法增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条款 ,作出了立法反应。对这种特殊形态的犯罪如何有效地惩治与防范 ,已是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犯罪学极富价值的课题。从建国初期新生政权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策略其效用来看 ,对当代中国惩治有组织犯罪实践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双本位控制 ;打击与促进社会整合相结合 ;宽严相济的灵活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     

论预防职务犯罪的道德体系建设

预防职务犯罪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其中道德预防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道德预防之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行 ,其依据主要是来源于道德本身的社会功能和法律的不完善性 ,以及职务犯罪主体和行为的特殊性。在我国 ,开展职务犯罪道德预防工作具有一定的优势 ,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道德预防的道德体系建设     

犯罪对象新议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对象也即行为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而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分析,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犯罪对象是指受犯罪行为侵犯而为犯罪构成所必备的能表现犯罪客体的事物,而行为对象则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说明行为完整性的自然存在的人或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起诉方式的改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 ,而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此几乎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 ,这不利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不利于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当前 ,一些地方进行的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的改革探索是有益的。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对此充分重视 ,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立有关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张生煮海所反映的海洋精神

元杂剧《张生煮海》是一出神话剧,反映潮州举子张羽与小龙女私定终身而遭到东海龙王阻挠,于是敢与命运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从中折射出元人对海洋的观念变化,反映了我国先民藐视神权、敢于跟强大的恶势力斗争的精神,也折射出人定胜天的海洋精神。     

关于完善特殊防卫权之立法构想

文章通过《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防卫权的称谓、文字表述、针对的对象范围、整体价值和实质效果的分析,认为该条款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重大缺陷,由此提出对该款的修改意见。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文化思考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文化转型期异质文化、社会不良文化、青少年亚文化以及代际文化冲突对青少年犯罪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对青少年亚文化进行调控将是一个新的视角。     

盗窃罪主观构成要件微探

盗窃罪主观构成要件的微观内涵在理论及实践中仍有若干问题存在争议。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包括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 ,盗窃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包括对行为及对象的认识 ,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超法规的主观要素 ,此犯罪目的是指永久性剥夺他人财物的心理态度。非法占有目的并非盗窃罪故意的内容而是超越故意的要素。行为时的具体认识错误对法律后果的评价至关重要 ,不同的错误类型对罪的认定的影响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