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韩流”文化对长春市大学生审美文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电影、电视剧、歌曲等全面进入中国并产生极大影响。吉林省拥有朝鲜族人数较多,因此"韩流"对于吉林省的影响较之其他省份更为直接、深远。省会长春市更是"韩流"受众主体大学生的主要集聚地,"韩流"文化已经对这一群体在思想、生活、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韩流"在长春市大学生中流行的现状及外在形成条件和内在驱动原因,用调研数据、采访实况阐述"韩流"对长春市大学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析长春市各高校针对这一现状采取的应对策略。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发展模式探究

当前,非营利组织在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其受融资渠道偏颇、运作机制不健全、市场经济下的强势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资金来源缺乏、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捐赠不足等问题,在管理方面也存在人力资源管理缺失、内部腐败现象丛生、提供服务的专业性不足等问题。非营利组织解决这些问题,应采用从自身出发以使命达成为目标、以商业化的资金和管理为手段的商业化发展模式。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发展模式与传统模式有许多不同之处,目前也有很多类似爱德基金会一样成功的案例,其发展模式主要有设立营利商业部门、提供有偿服务、购买政府服务、与企业合作、资本增值五种。     

老美的“SummerCamp”热潮

真正的夏令营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保证孩子在夏令营中度过难忘而有意义的假期？美国夏令营的运营模式和效果值得我们关注、思考。     

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与儒家的伦理型和谐理念形成了对比。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道家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忠信、贵和、民本、风俗淳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直接相通的。道家主张的自发式秩序、柔性秩序、生态文明与儒家所体现的教化性命令式秩序、刚性秩序、礼乐文明相反而相成,形成互补性结构,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和现代化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礼治”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儒家"礼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敬民""尚仁""贵和"是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地传承了儒家以民为本、以仁为怀、以和为"魂"的"礼治"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儒家"礼治"思想汲取智慧养料的同时,又用现代性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意涵。具体表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儒家"礼治"思想中有关"敬民"的对象范围、"尚仁"的取舍之法以及"贵和"的践行之道。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