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可怕的"皇帝感觉"

在央视文艺频道一个专访节目中，记者问擅演大清皇帝的演员张铁林：你经常演皇帝，皇帝的威严、气势是怎样演出来的？张铁林说：当扮演大臣的演员都在我面前跪下来，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皇帝感觉就有了。与此相对应，《康熙王朝》的编剧朱苏进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帝王种子。一个演皇帝的，一个写皇帝的，从“实践到“理论，可以说是对国人“皇帝情结的最有说服力的的诠释。中国封建社会被推翻快一个世纪了，皇帝这个宗法专制制度的产物早已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但一些人仍然在抱着“皇帝情结，寻找着“皇帝感觉。寻找“皇…     

清朝皇帝的视朝与听政

<正>清朝皇帝要处理的朝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礼仪性的朝政。如:登极大典、授受大典,这是不定期的。定期的朝政,如:每年的元旦、冬至和皇帝的诞辰,又称三大节贺朝。其他如册封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公主以及祭天地、宗庙、社稷等大祀活动。这些活动皇帝虽然参加,但都是礼部等衙门依礼制安排好的,皇帝依礼而行罢了。     

论徐霞客两游黄山的历史影响

明万历年间的1616年二月与1618年九月，对黄山来说，是两段非常荣幸并值得骄傲的日子。因为，江苏江阴人，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游历、登临了黄山。也正是这两次游历、登临黄山，才使他在遍游海内各名山大川后的晚年，对黄山作出了：“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评价。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御膳究竟什么样

御膳这两个字并不难理解，简言之，御膳就是帝王世族所享用的饮食，更准确地说，就是指皇帝和他的亲属在宫廷内所享用的膳食。 自从有了阶级社会和帝王，就有了御膳，单就中国古代宫廷御膳来说，其各个朝代的风味特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中国历代帝王对口腹之欲都很重视。     

清代官员为何自称“奴才”

学界对清代“奴才”一称的理解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 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 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