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论历史演义的虚构性

明清时期对历史演义的性质存在着争议,有些评论家认为历史演义是正史的通俗版,因而极力反对在历史演义中进行虚构。但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历史演义不可能句句依傍正史,必然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描写、环境烘托等方面进行虚构,从而使历史演义成为虚实结合的历史小说。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电站保护装置的正确动作率

对现行的电站保护装置的正确动作率提出了欠妥之处 ,建议改进并用离散数学描述它的随机过程。使用分析拓扑中的网收敛表征了正确动作率的极限情况     

《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一）

《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武帝纪》史文对曹操的称谓，有“太祖”、“公”、“王”三变。建安元年（公元196）冬十月之前，曹操的官职均在三公之下，而且变动较多，如果以实际的官职来作称谓，纷繁的名目将使读者为难。此外，这些中低级官职，也与曹操作为曹魏王朝奠基者的显赫身份不甚相称。因此，陈寿便以《武帝纪》起头的“太祖”二字，即曹操后来的庙号称呼之。建安元年冬十月曹操升任司空，自此开始史文改称“公”。在当时，     

《汉语大字典》书证疏误举例

《汉语大字典》在义项的书证方面存在一些疏误,内容涉及书证欠妥、书证有误、引文失误、一例两用等问题。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史料引用致误原因分析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自古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错误的或者事实模糊不清的史料很多,如果不作必要的考证鉴别,很难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造成史料引用致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1)史料本身无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而致误;(2)史料本身无误,由于引用者推断不确而致误;(3)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致误;(4)没有直接引用原书而致误;(5)因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6)史料本身就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