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缺憾——解读诸葛亮人生的不得已

本文通过对诸葛亮人生的三大不得已的分析,揭示他理想与现实、才华与国力之间的矛盾;自我角色定位错位,导致与后主刘禅关系的危机;不得已兴师动众,伐魏避祸以图自保造成的人生与社会悲剧.文章向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提出大胆的挑战,一家之言,以求争鸣.     

同形异质：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的超越——况周颐寄托论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承继了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传统,提出了"身世之感通于性灵"的寄托理论。他强调性灵与寄托的浑融合一,提倡来自性灵,不能自已,自然流露的寄托。况周颐寄托论是以性灵为本的,它与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同形异质,是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的超越。     

对危险驾驶入罪的质疑

近年来,醉驾飙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不断发生,导致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呼声四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此类危险行为纳入犯罪。危险驾驶入罪有悖刑法的迫不得已性、与刑法的机能相冲突并且不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建议在不修改现行刑法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其他路径来遏制此类危险行为的发生。     

防卫权行使困局的成因及其破解

出于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部门利益需要,不少防卫人被作为＂斗殴＂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往往按照＂不得已＂标准考量防卫人的行为性质;防卫人在罪犯逃离现场从而获得防卫机会时进行防卫,往往被一刀切地认定为＂防卫不适时＂;公、检、法受理防卫类案件的程序和特点,使得防卫人经常被定性为＂伤害（杀人）＂而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和救济,最终,形成公民不能、不愿行使防卫权之困局。破解对策为：规范涉及＂斗殴＂定性处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明确不得按照＂不得已＂标准判定行为性质;确定犯罪嫌疑人携赃物逃离现场行为性质为＂正在进行＂;对＂扭送权＂相关内容及其范围、对象和损害后果之责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和细化,使其切实可行。     

论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对通说中犯罪本质特征的反思

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能够彼人们直观所把握，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而不是本质特征，刑法只能为了保护代表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法律制度而被迫牺牲犯罪人的基本人权才有存在的必要，行为应不应该受刑罚这一刑法特有的制裁手段调整是决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反映了犯罪本质的直观特征，由此出发，只能得出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一命题。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