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

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城市在大学毕业生眼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和分享梦想。青年大学毕业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刘克庄碑志文书写的审美逻辑与情动转向

南宋季末,刘克庄主盟文坛,撰写了体量庞大的碑志之文,地方化与家族性特征明显。其碑志"以情度情"的审美逻辑,判然有别于理学家"以理节情"的文体书写观念,人格表达的艺术实现则以用晦与互见之法重出或略不论著,使文辞简俊而布置有致,且于叙事之外几乎篇篇征经引史,难逃词科习气之嫌,此又别出宋人一格。刘克庄碑志多作于暮年奉祠乡居期间,因其衰病思钝,不免将精神上强烈的盛衰体验投注到对行艺功业、政治理想和生死哲思的折冲、应时与妥协之中,情感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以切世用,碑志蕴涵着浓厚的秩序重建意识,因而更具审美情致和韵味。     

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

在阿拉伯旅美诗人和作家中，纪伯伦受美国文学特别是惠特曼散文诗的影响较深。两人的文学创作在语言创新、韵律感、色彩运用、叛逆精神和神秘主义思考等方面极为相似，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共性，特别是近代以来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     

马克思哲学何以是原始的生存论

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本体论而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实际上,“生存论转向”仅仅是指海德格尔对希腊生存论哲学的恢复。而无论是从哲学观还是从整个现代性的世界观特征上看,马克思哲学都是在本来的意义上就是生存论,即“原始”的生存论。     

贾军：财富诞生在“摇篮”里

四年前的贾军是国际著名风险投资公司IDG高级职员,月薪2000美元。但是这份工作却没有留住贾军。除了薪水和升职以外,贾军更感兴趣的是创业,自己只有二十多岁,应该干些自己喜欢干的、可以称之为事业的事,她想。 机会转了个圈后停了下来 有时候,商机的闪现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有的人想过就算了,有的却把这一瞬间的财富抓住了。 1998年1月,贾军和几个朋友聊天,一个朋友说起自己6个月的孩子忍不住倒苦水,带孩子太累了,尤其在孩子生病时,孩子哭,自己也跟着哭。朋友曾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