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原有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科学修正，但事前保护缺位与事后救济程序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成角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其作为网络侵权风险的控制者和参与者，有必要且有能力承担未通知阶段的主动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证明材料审查义务，以弥补著作权保护和用户利益保护的漏洞。双重注意义务应分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危险的预期和控制能力以及材料审查能力相适应。未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以技术措施为主要履行方式，其注意标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技术水平、服务类型、内容介入程度、是否直接获取收益等要素，未尽该注意义务仅为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已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仅限于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尽到此注意义务的，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合舍系统及其定理的能行证明

以合舍作为唯一初始联结词,在括号表示法中,只需要使用一对左右括号"「」"就可以无歧义地表达所有的逻辑函数,并进而建立包括括号"「」"的引入规则和消去规则在内的自然推演系统NPD1,可以证明该系统与通常的命题逻辑推理系统相等价.通过定义可以给出常见的其他联结词并证明相关定理.受亚里士多德化归思想的启发,构建了系统NPD1的7组化归规则,并给出化归程序;依据此程序,可以将系统内的任一定理能行地化归为一个形如的公式.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几个问题

"浑言则同,析言则异"要根据语言的实际运用情况加以分析。有一个限定性义素不相同,可以是近义词,也可能是同义词。同义词形成的一个原因是一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词义相同的词进入到同一个语言系统中。反义词如果只是词义相反,而在语言运用中不作反义使用,就不是严格的反义词。     

论《刑事诉讼法》制度设计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证明

解读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可以发现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上可能存在证明对象难以明确、证明标准难以厘清以及证明方法难以把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与传统"绝对真实"的证据真实观话语、司法者繁简难分的裁判认知习惯以及高度抽象的证明标准规范有重大关联。因此,需要在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针对认罪认罚从宽重构一种适中化、具体化的刑事证明方式并建立以程序和证明方法为主导的证明实现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保障机制,以防范该证明体系带来的错误定罪副作用。     

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证明标示的重构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产生理论决定了现行法律法规将营业执照的颁发视为企业法人成立的标志 ,但现行司法实践的发展同时又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至其注销登记前视为企业法人主体未消灭。这一矛盾最终导致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混乱。这就要求在理论层面上重构企业法人主体产生的标志 :在观念上将企业法人的登记与营业执照的颁发分别作为企业法人主体权利能力的获得与行为能力的获得的证明     

一致似凸函数和一致半严格似凸函数

H.H.artwig和F.A.Behriger研究了一致似拟凸函数的性质。本文进一步定义和讨论了一致似凸函数和一致半严格似凸函数及其性质,特别是广义Karamardian定理对于一致半严格似凸函数成立。     

论刑事诉讼中证明的原则

随着理论界对诉讼证明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将诉讼证明的原则从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于整个刑事诉讼证明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将具有重要意义。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裁判主义与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的发达与否存在很大关系.在当今时代,一国要完善诉讼证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着眼于证据裁判主义.     

我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探讨

我国传统的刑法犯罪理论,罪过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其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罪与非罪、以及量刑轻重意义重大。但环境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复杂情况,司法实务中认定和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十分困难。因此,应该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和犯罪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采用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和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革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