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雅音》“平分阴阳”的问题

本文对《同声千字文》中新增的《中原雅音》平声音释材料与《韵学集成》中所见《中原雅音》的平声音释材料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就其平声是否分阴阳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认为在《雅音》的声调系统中,平声方面已经有了阴阳分化的迹象,但还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完成阶段。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楚都陈城及其历史地理探析

陈城,原陈国之故都,春秋末年楚灭陈置县,作为经略中原的重要基地.战国后期楚迁都于陈,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复苏环境和时机,使楚国出现了一度"复强".同时,楚对陈城作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使其成为战国晚期著名的都会之一,并在其后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     

侉子群像首创与民族灵魂发现--论李準《黄河东流去》的历史价值

李準的<黄河东流去>着意描写河南侉子的性格、气质,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功能系统刻画中原乡土文化心态,从而较深刻地开掘了中华文化之内核和精神,彰显了中华魂、民族魂.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创造性、大规模地提供了侉子形象系列,揭示了中原农民总体特征.在侉子群像中一批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人物均系回族,作品开创了蒙古族作家写回汉民族,通过多民族群体心灵展开大中华魂的先河.新时期伊始,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回归多体现在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真实反映,<黄河东流去>则注意展示心理精神.由于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比较陈旧,作者对民族魂的开掘缺乏深度.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