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荀子和《吕氏春秋》的乐论比较

先秦时期,我国音乐美学思想比较发达,孔子乐论被认为是先秦音乐美学的创始,荀子乐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音乐美学专论,《吕氏春秋》吸收并糅合了先秦各家乐论。文章旨在将三家对音乐的缘起、本质、作用的论述作比较,以期清理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渐进发展的过程。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然乐论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然乐论在发展我国古代自然音乐观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文章通过分析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天人合一”、“真情自由”美学思想,从而确证了道家自然乐论是中国历史上最合理、最接近人、最接近人民的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儒家"以乐修身"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认为音乐对个体修身具有重要作用。儒家乐论中揭示了"以乐修身"的心性论依据,"游于艺"的心理特征,致"和"的修身目标及境界。这些思想对我们反思现代人身心修养之必要,反对艺术教育的功利化等富有启发。     

三月不知肉味——孔子的乐论与审美情趣

孔子对音乐情有独钟。据他的学生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然后和之。”（《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同上）这两则记录，充分展现了孔子对音乐的喜爱和痴迷程度。“三月不知肉味”，     

古代礼学“乐”观念新诠

中华文明又称"礼乐"文明,一般研究者在探讨礼乐关系时,往往认为"乐"就是古代进行祭祖典礼活动时使用的音乐。实际上通过对"乐"的字义分析和传统乐义的辨析,可以发现,音乐不仅是指"乐"的器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来源于人性的好恶的情感,即"乐合同"。"礼乐"并不是"礼"和"乐"的简单结合,而是互根互济的整体,"乐"在古代礼学中并不从属于"礼",而是研究礼时所不能忽略的理论基础。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与《乐记》乐论比较谈

《性自命出》为郭店竹简中一篇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佚籍,篇中有论及音乐之源起、音乐之功能、音乐之宗旨等方面的内容,虽语焉不详,却与《乐记》表现出既相同也相异的音乐美学观念。《乐记》为孔门乐教传承的经典,浸润着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音乐观。     

论中国社会早期的音乐哲学

在现代形态的音乐史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将审美价值视为音乐的核心价值,将音乐的历史看作被"审美"一词限定的历史,但在中国社会早期,音乐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了美的边界,几乎可以将中国人的天地人神之思一网打尽。就哲学而言,这种围绕音乐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道、气、风、声视为音乐的本源,从而将人工艺术与天地自然打通;二是将声律、音律或乐律理解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律法,从而将音乐秩序挪移为宇宙秩序;三是以道论、数论和气论为音乐进行本体论定位,从而使音乐的价值获得形而上的阐明。要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中,音乐被视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性状,它的哲学品格要远远大于美学品格。这预示着一种回归中国历史本身的音乐史研究,必须超越美和艺术的限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经验来看待。     

墨子与荀子“乐论”之比较

战国初年的墨子尚利,认为＂乐＂不利于民,而提出＂非乐＂;战国中晚期的荀子＂乐论＂则认为＂乐＂分先王之＂礼乐＂和后起之＂邪音＂。应＂贵礼乐＂而＂贱邪音＂。本文对二者的论乐体系进行比较,以彰显荀子＂乐论＂思想的光辉。     

荀子《乐论》美学思想与儒家刚健有为的为世风范

荀子《乐论》是对《非乐》的积极应答,是儒家借助礼乐重建社会良性秩序的重要举措。荀子从历史、社会、个体价值等方面对乐进行辨析,论证了乐在社会运行与个体生存中的功用,并在对《非乐》的批判中彰显出儒家刚健有为的为世风范。荀子又从乐之象、乐之文、乐之和、乐之道等方面对乐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释,揭示了乐的丰富内涵,推动了乐的理论建设。《乐论》是对先秦乐论美学思想的丰富化、哲理化、综合化。